趙文宗：如何面對進擊的狂人——由特朗普攻擊委內瑞拉說起

【明報文章】2026年1月3日，美國進擊委內瑞拉，全球震撼。

過去美國的武力動作，總有意識形態（幻想的一種）作包裝藉口，例如防止滅族（攻擊南斯拉夫）或「以戰制戰」（憑空指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目的就是理順美國終極價值觀（主宰能指，即剝削式資本主義的貪婪性質）跟其不可處理的局面（譬如美軍傷亡）的摩擦衝突。一言蔽之，就是找個好睇的下台階，好讓自欺之餘，也可欺人。

瘋狂世界裏 變態是正常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同，他就是狂。正如我之前說過，他撕破所有幻象，暴露以前深藏的目的。他明言美國就是覬覦委內瑞拉的石油，就是蔑視國際法。最厲害也最幸運的是，行動中一名美兵都沒陣亡。他於是可以光榮地、粗暴地把戰爭罪行從真實界的禁忌倉庫拉出來，放在常理現實/象徵秩序中，硬將兩個領域界限打破。過去，我們會把將真實界與象徵秩序混淆的人視為精神病患；今次，反過來，是擁有世上最大權力（軍力最強的世界第一經濟體）的特朗普，把堅持分開兩個領域的群眾視為癡呆。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就是正確：真相從未客觀存在，亦不會恒久永遠；真相只是權力一時一地的創造。

記住：特朗普與其他的瘋狂元首不一樣，他超級坦白。哲學家齊澤克說過：以往狂人心中都會隱藏一條秘密法規，在需要懲治反對派時便露劍出刀；而治下大眾都會假裝不知有此密律，更「被迫」高呼社會有法治、民主、自由（Žižek, 頁1、2）。特朗普改變遊戲規則，他明言其個人的道德觀就是此密律秘法。而世人（不止美國人）不單大呼世界比以往和平，更獻上各種獎項（委內瑞拉反對派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奉獻自己的諾貝爾和平獎）。

提醒一下：律法需他者違規來證明威力；他者阿諛奉承沒有作用之餘，只會令「癲佬」看不起自己（完稿時，特朗普仍沒公開支持馬查多）。要得到尊重，就要反抗；反抗要有美感，就要暴露瘋狂的限制，而一面不亢不卑地不討好它、一面做好自己，就是正道。所以，如果美國真的決定武力搶奪格陵蘭，丹麥不要盡力（也根本不能）抵抗；只要人民一直不承認吞併，美國終有一天失去格陵蘭（會否回歸丹麥則是另一議題）。同理，委內瑞拉破敗主因，是破產的國內經濟及不自量力的外交挑釁，而不單單是軍事失敗。

回歸基本步，我們需反思的第一個問題是：國際法作為象徵秩序的一員，為何會失效？

國際法就是無牙老虎？

我教法律，第一課總會詰問學生：「國際法算不算法律？」重點是：哪個組織會強硬執行違反國際法的決定？判決不一定執行的法律，還是法律嗎？在香港，一個人打劫，警察抓捕，法庭判罪，之後入獄。一個國家犯了國際法，又是否必然受罰？美國攻擊委內瑞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也無力制止，國際法淪為空談。

學者Yoriko Otomo（網上沒有正式漢字譯名，下簡稱YO）認為國際法是兄弟國之間的產物（所以在她眼中，國際法是父權的延伸；Yoriko Otomo, 頁36）。也就是說：（1）國際法只有在權力、力量接近的國家主體之間存在；及（2）已滅亡或不被承認的「國家」，根本不是發聲主體。這也說明了承認巴勒斯坦是國家的重要。YO更進一步提問：於國際法論述中，沒有國家、沒有主體的眾生（巴勒斯坦人是最佳例子）依然會不斷發聲，此現象會否被視為「歇斯底理」（hysteria），甚至是一個改變國際法的機遇？

此「精神病」不是病而是反省

按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分析，核心家庭制度（包括著名的父權本位戀母情意結），將人類欲望與資本主義結合，使「生產-消費」的循環永恒輪迴。表面上，家庭私人空間與工作公眾領域二分，互不干涉；常理現實是：為了家庭、為了償貸，個人毫無選擇只得被迫工作再工作。是故，德勒茲強調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與歇斯底理似乎同是精神不穩狀態——的顛覆能量。

德勒茲的精神分裂理論，並非神經病心理病，而是解除所有自有永有必然關係的批判態度、反思視點。他主張利用精神分裂，解開、重連資本主義生產鏈的各種成分（當中包括家庭、教育、職訓、廣告、消費）。我的問題是：可否利用精神分裂在YO所發掘的空間，創作挑戰當下國際法運作的策略（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頁283）？

美國進擊委內瑞拉，違反國際法，表證明顯；它卻同時有權阻止聯合國安理會對其行為的決議。這是侮辱了聯合國作為處理國際法場景的意義。必須明白：任何限制美國運用否決權的方案（例如禁止就戰爭罪行議題使用否決權），都必定遭美國否決。既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退出31個聯合國組織，又自設取代聯合國的機構，各國人民應否考慮主動將美國逐出聯合國？既然當下美國大部分人民選出的領袖已經放棄和平原則，我們為什麼還不以德勒茲的精神分裂角度，自我解除當初尊重美國作為二戰戰勝國之一的歷史責任？委內瑞拉會因此起碼能夠有法定平台發聲；世人甚至可利用此機會，反思、重建執行國際法的方法（譬如各國就各自經濟產值付不同費用，成立常設聯合國部隊，情况就如社會各人交稅設立警隊）。

這建議看似是天馬行空的神經病想法，但2016年英國公投贊成脫歐，當時也是想像之外；美國如今向加拿大、丹麥等「傳統盟友」提出領土要求，以往更是匪夷所思。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採用一直被視為「黐線」的思路，反思以為必然的「過氣」現實，又有何問題？硬留美國在聯合國，就是叫受虐者與加害者處於同一屋簷下，然後夢想前者能夠感化後者，結果是後者只會愈來愈肆無忌憚。當然，要落實這建議，不是一兩天的事，但美國人須知道2024年他們的選擇會帶來什麼代價。假使美國人仍尊重及珍惜聯合國的話，他們可以在2026年中期選舉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不變就是常變 唯變不破

注意：我並不建議放棄國際法、拆毁聯合國；我只是希望藉倡議重新審視安理會結構及國際法的運作，建立場景，讓眾生一方面擺明離棄瘋狂政權，一方面重塑主宰能指（譬如國際法及聯合國的實際意義），再劃象徵秩序、真實界及兩者界線（什麼戰爭完全不能容忍）。齊澤克曾引述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所講，「不改變然後所有都改變」；他自己又強調「建立新秩序才是真正改變（the true change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order）」。兩句貌似矛盾，其實意指：我們不需統統捨棄當下常理現實，只需建造新的終極價值觀。相反，只解拆「目前」，卻未能提出新價值取向及落實辦法，結局就是重複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

一個民選國家元首，一邊不斷向周邊國家提出領土要求，一邊在國內排斥非我族類，此事80多年前已曾在歐洲發生。是否不想重蹈覆轍，唯有看眾生抉擇。至於世人是否有這個識見、膽量，利用這機會改寫當下，令公義更易再現，就要看看大家可放下多少執著了。

參考書目/文章：

（1）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élix (1983).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Yoriko Otomo (2011). “Searching for Virtu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S. Kuovo, & Z. Pearson (Eds.), 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mplia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ra of Anxiety and Terror. Hart Publishing.

（3）Žižek, Slavoj (2008) . “Legal Luck”, 4 Unbound, 1-14.

作者是澳洲法律學院主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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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