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一直被誤讀的「弱勢學校」

【明報專訊】近年愈來愈感到，香港社會對「弱勢學校」的理解，存在着一種深層而普遍的誤讀。

不久前，我有機會細讀一份關於本港弱勢中學的研究報告。說來並非正式渠道——負責統籌該項支援工作的，是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基於工作關係，該報告未必會向公眾全面公開，但作者走訪了48所坊間所謂的「弱勢學校」，內容極具啟發性，亦切中當前教育討論的盲點。讀畢之後，我深感若只讓這些鎖在內部傳閱的文件夾內，實在可惜。因此，我希望在不涉及任何具體計劃與個人身分的前提下，將當中的核心洞見整理出來，與公眾分享。

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不是為任何項目辯護，也不是為任何學校說好話，而是嘗試重新理解，弱勢學校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

弱勢學校並非「被標籤」

結構性處境所致

在香港，官方從來沒有將某些中學正式歸類為「弱勢學校」。然而，社會上卻人人心中有數：哪些學校「收生困難」、哪些學校「學生能力較弱」、哪些學校「面臨削班或殺校風險」。

這種狀况並非偶然，也不是單靠「放下成見」便能改變。

弱勢學校往往與弱勢社區高度重疊。學生多來自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教育資源較匱乏的背景；非華語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新來港學生，亦在制度運作下，長期集中於這些學校。這不是個別校長的選擇，而是整個分層選校制度、家長選擇邏輯與人口結構交織而成的後果。

因此，所謂「弱勢」，並非一種主觀標籤，而是一種由社會結構與制度安排所塑造的客觀處境。在這樣的前提下討論學校表現，若忽略起跑線的差異，本身已經失焦。

不應以主流標準評價

當我們談論學校表現時，最常用的指標仍然是：公開考試成績、升讀大學比例、是否「升Band」。

問題在於，這套指標，本來就不是為弱勢學校而設。

在一個每年超過一半考生未能達到資助大學入學門檻的制度下，我們卻慣性地以「有多少學生達標」來界定學校是否成功。這種邏輯，本身已經預設了大批學生必然成為「失敗者」，而學校的角色，彷彿只是篩選與分流。

弱勢學校每天面對的現實是：如何同時照顧大量學業基礎薄弱、學習動機低落、家庭支援有限，甚至對學校制度本身缺乏信任的學生。它們所付出的教育勞動，往往不反映在成績表上，卻深刻影響了學生是否能夠留在學習軌道之中。

若我們堅持用同一把尺來衡量所有學校，那麼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弱勢學校永遠不夠好。但這並不是教育的真相，而是評價框架本身出了問題。

難以轉型不等於失效

社會上常有一種隱含的期待：只要學校夠努力、校長夠進取、老師夠拚搏，弱勢學校就應該可以「翻身」，甚至逐步擺脫弱勢地位。

這種說法聽來勵志，卻忽略了現實的制度限制。

在生源結構長期不變的情况下，要求一所弱勢學校在整體層面完成學術轉型，意味着要讓整級，甚至一屆接一屆的學生，全面追上由公開考試主導的課程進度與評核要求。這在現實中幾近不可能。即使出現個別成功例子，也往往建立在高度投入、極不穩定、難以持續的條件之上。

然而，不能完成「學術轉型」，並不等於學校已經失效。

恰恰相反，很多弱勢學校在極不理想的條件下，仍然能夠維持基本運作，避免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完全脫軌。它們所做的，往往不是將學生推向精英軌道，而是防止他們過早被制度淘汰，讓他們仍然有機會嘗試、探索、修正方向。

在一個高度競爭、早期分流的教育制度之中，這種「托底」的功能極為重要，卻極少被正面肯定。弱勢學校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在承擔一種不顯眼、卻極其關鍵的教育角色。

為教育制度承擔風險

一個很少被正面討論的事實是：即使「殺校」，原本的學生也不會消失。

他們只會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學校，而那些原本存在的學習困難、家庭問題與支援需要，也會隨之轉移。

換言之，弱勢學校實際上承接了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困難的一批學生，替制度「消化」了無法平均分配的教育風險。這些責任，本質上屬於整個學界與社會，卻長期集中落在少數學校身上。

然而，在公共論述之中，我們往往只看到弱勢學校的「問題」，卻忽略了它們所承擔的系統性功能。一方面，社會依賴它們穩定接收和照顧最具挑戰性的學生；另一方面，卻在收生、排名與輿論上，不斷質疑它們的存在價值。這種矛盾，其實反映的是整個制度的責任轉移。

人手高度流動 削學校韌性

近年來，教育界人事流動加劇，對弱勢學校的衝擊尤為明顯。

教師、主任、甚至校長的頻繁更替，使學校難以累積經驗、傳承文化，也難以形成長線策略。不少學校每隔一兩年，便要重新適應新團隊、新方向，先處理最基本的生存與穩定問題，再談任何形式的發展。

這並非管理無能，而是長期處於不確定環境下的自然結果。當一所學校連基本穩定都難以確保，我們卻期待它展現高度創新與顯著成效，這本身就不切實際。

成效緩慢 不可即時量化

教育最弔詭之處，在於它的真正影響，往往要在多年後才逐漸浮現。

弱勢學校對學生的幫助，很多時並不表現在即時可見的成績提升，而是在較為隱性的層面：例如學生是否重新建立對學習的信心、是否能夠在校園中找到被肯定的位置、是否逐步形成對未來的想像，而不是過早放棄。（註）

這些改變通常是細水長流的。學生不會因為參與某一項活動，或遇到某一位老師，而突然「脫胎換骨」。更多時候，改變是累積而成的，在當下並不顯眼，甚至連學生本人也未必能清楚說出發生了什麼。

往往要在畢業多年之後，當學生回望自身成長歷程，從一個「如果當年沒有這些經歷」的角度出發，才意識到學校在關鍵時刻曾經提供過支持與方向。

然而，現行的評估制度與公共討論，幾乎完全無法捕捉這類影響。於是，在統計數字與排名之中，弱勢學校看似乏善可陳；但在真實的人生軌迹裏，它們卻可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即使成功亦難脫「弱勢」之名

即使一所弱勢學校在教學與學生支援方面「做得好」，它也未必能逃離削班、殺校與標籤化的命運。

因為在結構條件不變的情况下，成功並不等於升Band，也不等於收生突然逆轉。學校或許已經盡力發揮其教育功能，但在外界眼中，仍然難以擺脫既有分類。

或許，我們需要承認，一所成功的弱勢學校，其成功不在於變成另一種學校，而在於能否在不利條件下，為不同能力、不同背景、不同志向的學生，提供多於一條的人生路徑。

結語：在制度層面重新解讀

必須說明：以上的討論，並不是要主張香港的每一所弱勢學校都運作良好，也不是否認在個別學校中，確實可能存在管理失誤、教學質素參差，甚至需要嚴肅跟進的問題。任何制度之中，都難免有做得不好的機構，教育界亦不例外。指出制度性的限制，並不等於為所有實踐結果開脫。

然而，本文真正想提醒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在整個教育制度的運作之下，所謂「弱勢學校」作為一個整體，是否應被如此簡化地理解與評價。

本身「弱勢學校」這個稱呼，已經可以視為一種相對委婉、試圖避免直接價值判斷的說法；它取代了過去更為直白、甚至帶有貶抑意味的用語，反映了社會在語言上的自我調整。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較為禮貌」的標籤，當它被反覆使用時，仍然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把一種由制度與人口結構造成的位置，固化為學校的「本質特徵」。

當「弱勢」成為慣常用語，它往往不再只是對資源或學生組成的描述，而逐漸演變為對能力、質素，甚至辦學價值的暗示。於是，在公共討論中，一些學校尚未被真正理解，便已被預先歸類；它們所付出的努力，亦往往在標籤之下被折算為「理所當然仍然不足」。「因材施教」、「一個也不能少」，居然變成貶義。

正因如此，當我們長期只以公開考試成績、升學比例與收生情况作為主要標準，便很容易在制度層面，對一大批學校作出失真的判斷。弱勢學校所承擔的，往往是其他學校與制度本身無法或不願承接的教育工作；它們面對的學生組成、教育風險與支援需要，本來就與主流學校截然不同。若忽略這些前提，只以單一、狹窄的標準來評價表現，那麼得出的結論，很可能反映的不是學校的實際成效，而是我們所使用的評價工具與語言本身的局限。

因此，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對學校問責，而在於我們究竟用什麼標準、在什麼層次上問責。在制度層面，我們或許需要一套更為全面、更能反映教育多重功能的評價框架，去理解這些被統稱為「弱勢」的學校，在托底、支援、延緩淘汰，以及為學生保留人生可能性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這並不是降低要求，而是要求我們對教育現實的理解更為誠實。

如果我們持續在錯誤的問題上追求「最佳答案」，甚至在標籤先行的情况下討論改革，那麼無論推出多少新政策、投放多少資源，最終都只會強化既有的誤解。相反，唯有在制度層面重新理解這些學校的角色與價值，香港的教育討論，才有可能真正向前推進。

最後，對於未能披露相關研究者身分及報告全文，在此謹致歉意；亦請讀者理解，在學術與政策研究的世界中，基於研究倫理、合作安排及時序等多種原因，並非所有研究成果都能即時公開，我可以保證該報告並無任何需要隱瞞之處，只是目前尚未具備公開的條件。

註：可參考早前另一篇文章 ：〈何謂成功？Band 3學校的多元故事〉，趙永佳、梁雅文著。shorturl.at/m41xK

文˙趙永佳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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