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特納 vs. 康斯特勃 泰特不列顛美術館 重現風景畫派瑜亮之爭
【明報專訊】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是英國國寶級美術品的收藏重鎮，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數之不盡的名家名畫都能免費觀賞。但若要執著在畫家的國族身分，則不免令英國人納悶起來。畢竟自達芬奇以降幾百年，英國藝術創作彷彿一直在歐洲邊緣，當意大利、法國、德意志、西班牙、北歐等地繪畫大師輩出之時，英國好像只能一直在後面追趕。
直到19世紀初，英國藝壇才真正擺脫早期現代肖像畫傳統，開創以自然世界為畫作主角的風景畫派，重新界定英國畫派的眼界和高度。而在這浪潮中的兩名領軍人物特納（J. M. W. Turner）和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又因瑜亮之爭為後人津津樂道。因此，當得知泰特不列顛美術館正舉行一場特別展覽，以二人如何「水火不容」為主題時，自然不容錯過。
特納和康斯特勃不單是同年代同輩，甚至出生年份都只相距一年，但兩人背景差天共地，這或者也反映在他們之後的複雜關係上。特納出身相對寒微，父親在倫敦柯芬園開理髮店，母親家族則是做肉類屠宰起家。在特納年幼時，母親因小女兒早夭而出現精神問題，特納被送到親友家照顧。由於自小他便培養出繪畫喜好，加上得到父親支持，早在14歲便考入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Schools） ，並在10年後成為認可成員，是當時學院史上最年輕的成員。
在特納獲得證書的同一年，康斯特勃才剛入學，成為學院的試任學員（probationer），並於翌年正式入學。康斯特勃父母比較富裕，希望子女接管家族生意，或是當專業人士、神職人員等，以確保經濟無憂及維持家族社經地位，所以直至康斯特勃的弟弟阿布拉姆開始打理祖業後，康斯特勃才如願轉入藝術家的行列。
展覽佈置不少帶着刻意比較的含意。例如在入口不遠處有兩幅畫作，是特納和康斯特勃相隔20多年相繼成為正式院士後，依傳統選出一幅自己認為最好的作品。兩幅畫分別是特納的Crossing the Brook和康斯特勃的A Boat Passing a Lock，平行放在一起，可見畫家在喜好或畫風上之分別。
後來，兩人碰撞的火花愈來愈大。話說每年皇家藝術學院都舉行重要的年度畫展，許多畫家都很怕自己的作品放在特納的作品附近展出，情况有如羅浮宮內放置《蒙娜麗莎》的展室，當大家都忙着和名畫自拍，誰還在意附近掛了什麼畫作？然而康斯特勃雖早聞特納大名，卻樂於一爭高低，故意把畫作掛在旁邊，因此在1831年，特納的Caligula’s Palace and Bridge便跟康斯特勃的Salisbury Cathedral from the Meadows放在一起，結果引來特納不快，甚至在晚宴中向對方猛然發難，成為當時的報章熱話，今次畫展便特意重現這幕。據說另有一次，特納為了「對付」康斯特勃的作品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刻意在觀眾眼前將一筆紅色顏料直接塗在自己正展出的作品上以引人注意，這一幕在2014年電影《光之畫家泰納先生》亦有重現，並在泰特美術館中不斷重播。
戶外寫生作為創作方法
除二人多幅重要畫作外，展覽還展出很多特納和康斯特勃的私人物品，尤其跟繪畫有關的用具，讓觀眾更能感受他們在創作時候的氣息。除了畫筆、調色盤等，還包括畫家的草圖畫本，他們很多時會在畫簿中記下自然景象，再回到學校或者畫室完整地重現在畫布上；尤其是特納，他在拿破崙戰爭後多次出遊汲取靈感，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意大利一帶，填滿一本又一本的畫簿，成為他人生中後段創作的主要泉源之一。
說到最能代表二人畫作創新的用具器物，大概是展覽廳中間的矮櫈了。這張康斯特勃在學時期使用的櫈子，代表了畫家長期在戶外，頂着風雨沙塵寫生的心路歷程。在傳統藝術創作中，畫家一般都在畫室內工作，絕少到戶外寫生。一來，風景畫是在16、17世紀才在荷蘭開始流行，再傳至英國，特納和康斯特勃的畫風都深受荷蘭、意大利畫家影響，像光暗的運用便明顯帶有林布蘭（Rembrandt）的影子；二來，以前藝術家多畫人像畫，或以神話宗教入題，自然也用不着到戶外捕捉影像。然而特納和康斯特勃不單喜歡畫風景，還希望把時間的變化都呈現在畫紙上，因此戶外寫生成為了他們畫畫的新方式。康斯特勃常常在同一地點，畫不同時間的景色天氣變化，就如以後的莫內等印象派畫家。但不難發現，他多數在日出或日落時分寫生，亦曾向友人多番訴苦，在大日頭的戶外畫畫，差點把眼睛也弄壞了。
畫室方面，特納在1799年在倫敦馬里波恩區租下一個地點，不僅在那兒創作，也會邀請友人來參加私人展覽。然而，據說即使受邀了，也不代表有機會跟大師攀談交往。在一大堆畫作和草稿包圍之間，特納會在特製的小孔偷看賓客，只有當他感覺遇到知心友時才會出來，不然賓客便只能跟他幾隻曼島貓耍玩了。
風景畫的政治意涵
展覽除了呈現兩大畫家的瑜亮之爭，另一重點是詰問風景畫作本身的政治意圖，藉以質疑或挑戰許多人心目中既有的二元對立，即政治宗教都是人的事務，是世俗的甚至污穢的，與之相對的是看似天何言哉的自然世界。所以風景畫派既然感覺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麼政治爭議理應如畫作中的迷你人物一般，變得可有可無了。
但是，策展人在兩者的風景畫中，或明或隱的看見種種疑慮或者信念，對世界的期待或迷惘。只是這不是對自然主義的整體批評，而是通過歷史脈絡的整理對畫作的意義重新詮釋和閱讀。例如特納兩幅巨型畫作Dido Building Carthage和The Decline of the Carthaginian Empire，可見出他從風景畫加入虛構人物的風格中走出來，回到歷史主題去探尋（這些元素跟康斯特勃的科學寫實風非常不同）——從迦太基帝國的一升一降，配合着日出和日落景致，對地中海舊帝國發出嘆息，也不難聯想起當時拿破崙帝國的興衰。再強的帝國，再兇猛的軍隊，似乎都敵不過生有時死有時的自然規律。
另一幅特納畫作The Burning of the Houses of Lords and Commons，驟看如新聞圖片呈現他所見的英國國會火災，但畫中的火焰卻比現實巨大很多，似要吞噬整座國會大樓。1834年正值英國國會激烈討論擴大投票權，畫作中的紅紅大火，象徵舊世界秩序快將消失及新的民主時代到臨。另一邊廂，作為聖公會信徒的康斯特勃，則關注政治改革會否觸碰到聖公會基石。這大概是為何他為索爾茲伯里大教堂所畫的Salisbury Cathedral from the Meadows中，出現少見的黑雲蓋頂景色。而當政事塵埃落定，確定聖公會地位沒有動搖後，他的釋懷化成畫中一條格格不入的新彩虹，加添到原來黑雲密佈的畫作世界中。是以，即使是風景畫作，同樣可以充滿政治喻意。
Turner & Constable Rivals & Originals
日期：即日至4月12日
地點：Millbank London SW1P 4RG
查詢：shorturl.at/V6r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