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何濼生：社會應為全民提供基本工作機會
【明報文章】2024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香港統計月刊所載專題文章〈2013年至2023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揭發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原文照錄如下：「按領取綜援的年期分析，失業受助人領取綜援年期中位數為5.6年，約73.7%受助人領取綜援超過3年。」這些數字實在使人錯愕，難以置信。
失業綜援可連年領取 異常慷慨
據筆者所知，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絕對不可能領取逾年。在美國，標準的最長領取期為6個月。於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因為經濟的確不濟，曾錄下共73個星期失業救濟金支付期的紀錄。73個星期亦不過是年半多一點。
在美國，不同州份的失業保險制度都可能會有差異，但一般都要求受助者於過去12至24個月內曾穩定地工作，並有繳付失業保險保費的紀錄，及有積極尋找工作。本港失業綜援不須繳付失業保險費，卻可以連年領取，實在異常慷慨。
筆者相信，只有小部分的長期領取失業綜援者，屬於根本無法找到工作的類別；其餘的根本就是利用制度漏洞去享受福利和閒暇。前者包括身體有殘障、有犯罪紀錄、精神疾病康復者，或有心理障礙人士等；後者則是懶慣、提不起勁工作，或不肯「屈就」做自己視為卑微工作的人。按規定，15至59歲身體健全的失業人士，每月從工作掙取的收入或工作時數偏低，才符合資格領取綜援，但必須積極尋找有薪的全職工作，及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據上述專題文章資料，2023年底失業綜援個案共有17,184人。「失業受助人領取綜援年期中位數為5.6年」，意味着逾8500人已連續起碼5.6年領取綜援福利。儘管以2023年香港勞動人口約380萬計，8500餘人所佔比率不算很高，卻仍是絕不正常。
科技創新帶來的多方俱失窘局
如今，人工智能（AI）可以做到的工作不斷推進，很多職業的前景暗淡。AI和自動化現時取代的，再不僅是重複而機械化的工序，還包括不少技術性頗高，甚至涉及創意的工作。不久將來，工作機會恐怕會愈來愈少。然而，如果沒有政策修正趨勢，長遠下去，生產成本下降將不會給企業帶來更高利潤。倘若失業人數持續上升，群眾購買力勢將每况愈下，消費萎縮，這將會演變成多方俱失的窘局。
解決這個窘局，最直接並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由政府主動建構向全民提供基本工作（basic job）機會的「基本工作」制度。按建議，政府伙同非政府組織為所有想找工作的人提供基本工作，起薪點為最低工資；計劃之下，薪金可按工作表現調升至最多為3倍最低工資；計劃的資金來源是稅收。
筆者的「基本工作」構想，最初是因有人提出「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由於AI和其他科技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生產力，企業生產成本下降，帶動利潤大幅上升，政府就應該向增加了的利潤多徵稅，並藉「基本工作」機制，把購買力回送（recycle）到社會群眾，社會群眾才會有購買力去消費，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才會有市場。
早於上世紀60年代，經濟學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其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提出過「負收入稅」，建議隨收入上升衍生「正值稅」之外，亦應該因應課稅收入低於某水平而衍生「負值稅」。舉例說，倘若減去個人免稅額後，有人的可課稅收入是100元，他應該按100元的應課稅交正值稅；但若收入低於個人免稅額，即可課稅收入是負100元，他就應付「負值稅」，即反獲政府送上福利金。
美國沒有推行過「負值稅」實驗，不過於1968至1982年間，曾在不同州份分別試驗過幾個稍有不同的「基本收入」方案，結果都顯示對勞工供應帶來負面影響。
在歐洲，最早試行「基本收入」的國家是芬蘭。芬蘭於2017至2018年推行了一個小規模實驗，向2000名隨機抽出的失業者無條件每月送上560歐元。赫爾辛基大學研究人員稱，結果發現「基本收入」改善了經濟上的福祉，並提升了人們自主性和對前景的信心；部分人稱計劃讓他們更容易做一些義務工作。這些結果顯然符合預期，但重要的是成本效益的比較，可惜研究於此方面的分析卻欠奉。
藉徵稅將購買力回送社會 形成多贏循環
筆者心中的「基本工作」有多種，惟都是對社會有正面影響、有真實貢獻的工作。事實上，很多社會要做的工作雖然有社會價值，卻沒有商業價值，無法用商業形式營運。另外，由於很多小本經營的僱主付不起工人所要求的工資，形成「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局面。多數循環再用物資行業的工作，都要投入大量人力。儘管循環再用會產生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惟很多在循環再用行業的公司都要政府補貼，方能經營下去。又如跟公共衛生相關的滅蚊、滅鼠、滅蟑螂，清理山邊海灘後巷垃圾等，都是很有價值的工作。此外，馬路上的路標和交通指示不清晰，或欠缺，或位置不理想，都足以釀成交通意外，都需要人手檢視。本港人口老化，老人院人手不足；不時有獨居老人死去多日、傳來惡臭才被發現，在在證明需要有人定時探訪。
除了這些，不乏有心又有能力的人，有興趣做人文或社會研究或藝術創作，但又找不到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正職，也可以藉「基本工作」形式讓他們發揮所長。既然我們的大企業能夠因AI或自動化減低成本、增加利潤，我們的政府本着以人為本精神，好應該以徵稅來把購買力回送到社會群眾，形成多贏的良性循環。這類高學歷人士的基本工資可以高一點，譬如起薪點由最低工資的兩倍起計，其工作成果可以供大家作為精神食糧。
參考文獻：
（1）Ho, Lok Sang (2011) 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outledge.
（2）Robins, Philip K. (1985). “A Comparison of the Labor Supply Findings from the Four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4): 567-582.
作者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前所長、香港教育大學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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