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張鎮宇：封關之後看海南——交通連接、戰略支點與制度軟基建
【明報文章】歲末年初，筆者趁假期到海南小住幾日。適逢海南自貿港於去年底剛開始封關運作，街頭巷尾到處都是推進海南自貿港的標語與口號。作為身處香港特區及大灣區的政策研究者，筆者亦不免思考一些與海南相關的國家戰略議題。關於海南自貿區的重要戰略意義，及與香港之間的競合關係，已有不少精彩論述，毋須贅言。筆者則想結合在海南本地的若干觀察與思考，提供一些看待海南自貿港封關之後發展的不同視角和見解。
瓊州海峽「天塹」與粵西機遇
談海南發展，往往繞不開那條討論了數十年的瓊州海峽跨海通道。我們都知道，交通基建是降低運輸成本、促進市場一體化的關鍵變數，因此在瓊州海峽建立陸路連接，對海南發展至關重要。長期以來，跨海大橋之所以停留於紙上，除了地質條件極端複雜（例如地震帶、颱風等因素）帶來的建造與維護難度，核心問題也在於成本收益分析的失衡。
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其連接珠江兩岸，全長55公里，主橋約30公里，並包括一條最深達45米、長6.7公里的海底隧道，造價約1300億元。若在瓊州海峽修橋或建隧道，難度更甚：瓊州海峽商船密集，勢必需要像港珠澳大橋般配置一定長度的海底隧道，而隧道最深處很可能要在水深100米以上施工。以瓊州海峽平均寬度約30公里計，即使採取最保守估算，建通道的成本亦很大機會高過港珠澳大橋的1300億元。
即使國家提供部分資助，若要建設連接兩地的「紐帶」，考慮到廣東GDP（本地生產總值）約為海南的18倍（2024年海南省GDP約7935億人民幣，廣東省約14萬億人民幣），廣東方面難免要承擔巨額建設資金；海南本身亦不可能有足夠財力推動如此規模的工程。但從經濟效益角度看，這座橋（或隧道）的主要受益者更可能是海南而非廣東。要求廣東投入千億級資金，去連接一個經濟腹地相對有限的島嶼省份，純粹按成本收益分析，確實難以自圓其說。
但設立自貿港，或會在未來改變上述格局。若海南能夠真正崛起為高水平開放高地，打通瓊州海峽就不再只是「為了聯通海南」，而是連接大灣區與自貿港兩大增長極的戰略通道。這裏同時存在極具潛力的溢出效應：一旦海南與大灣區實現物理層面高效互聯，位處中間的粵西地區（湛江、茂名等），有潛力由「交通末梢」轉為「連接大灣區與自貿港的樞紐走廊」。大灣區產業鏈可順勢向西延伸，海南的政策優勢亦可向北輻射。換言之，海南的破局，不僅關乎海南自身，亦是大灣區完善腹地建設、平衡廣東省內發展差距的關鍵一環。
更深遠而言，瓊州海峽跨海通道的技術積累，也可為未來若出現的台灣海峽跨海工程，提供寶貴的工程經驗與數據支持。此類戰略性的技術儲備，其價值已超越單純經濟測算。
南海的定海神針
海南是面向東盟的最前沿。從經貿發展看，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框架裏，海南可成為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的跳板，亦可成為東南亞大宗商品、初級產品進入中國的加工增值中心。這種「前店後廠」或「中轉樞紐」模式，有助中國與東盟經濟更深度「綁定」，提升區域經濟韌性。
從國家經濟安全角度觀之，在國際局勢動盪的當下，我們需要對東南亞區域具備更深影響力。建設海南自貿港，某種意義上是打造一個備用的供應鏈中心：於和平發展的常態下，海南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催化劑，利用自貿港政策跟東盟共同做大蛋糕，透過跨境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實現互利共贏；而當外部環境惡化，或產業鏈面臨脫鈎風險時，海南則可能具備跟東南亞部分國家「搶生意」的能力，即透過承接或替代部分中低端製造、轉口貿易等功能，確保在極端情况下國家供應鏈安全與可控。這是一種建立在自身實力上的「安全冗餘」。
同時，當海南成為中國與東盟產業鏈互動的核心節點時，周邊國家在南海議題上的激進舉動，將面對高昂「經濟機會成本」。若海南能夠吸納部分東南亞離岸貿易、航運物流及高端服務業，使周邊國家的繁榮與海南開放政策形成深度「嵌套」，此種利益綑綁便可成為南海局勢事實上的「壓艙石」。
換句話說，透過海南自貿港的發展，中國是在以強大經濟引力場去「稀釋」地緣政治衝突的動能。當東南亞國家意識到，任何在南海問題上的冒進行為，都可能導致其在海南這個關鍵樞紐上的重大利益損失（如產業鏈斷裂、市場准入受限或資本回流受阻）時，理性的選擇自然更傾向穩定與妥協。
因此，建設海南自貿港不僅是打造一個經濟上的新發展高地，更是在南海這一戰略要衝上，築起一道由資本、技術與產業鏈所構成的「軟防線」。
海南與不少地方一樣，同樣面對人才資源有限的問題。任何宏大戰略最終都要落地到「人」身上——這也是筆者於海南期間感受最深的一點，亦是海南與香港、新加坡差距最明顯之處。
人才困境與制度文化的深層矛盾
海南歷史上曾多次迎來政策利好，卻往往陷入「政策窪地吸引熱錢→熱錢推高資產→泡沫破裂」循環。這種歷史記憶，某程度上造成了海南發展的「短視化」。當資產價格（尤其房地產）因投機資本湧入而急升，但本地產業結構又無法支撐相應的收入增長時，便會形成生活成本與收入回報之間的巨大落差。海南的房價收入比，長年位列全國前列，與北京、上海處同一層級。這種「高成本，低收入」結構，必然導致人才「候鳥化」。
筆者與海南朋友交流亦得知，過往政策利好下，海南確曾吸引大量人才；惟不少人很快發現生活成本不低、對口工作不多，而教育、醫療等配套亦相對有限，紛紛選擇離開。而持續的內生經濟增長，依賴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海南只有突破「政策紅利→投機熱潮→泡沫破裂」的歷史循環，方能真正培育出本地的人才聚集與自我生長的創新型產業集群。
更深層矛盾則在制度文化層面。香港與新加坡的成功，建立在普通法制度、契約精神與高度職業化的商業文化之上。這些制度要素經過上百年磨合，已形成高度互補的生態系統。而海南的文化基因裏，因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與旅遊度假傳統，「慢生活」的休閒氣質根深柢固。從生活美學角度看，這無可厚非；但就現代商業效率而言，此種氛圍，與高強度的金融、科創產業之間，確實存在天然的文化張力。
要在這樣的土壤上移植高強度、快節奏的現代金融和貿易服務業，不僅需政策引導，更要長期的社會文化重塑。海南若要發展高端服務業，除了政策「硬基建」，更需職業精神與商業規則的「軟基建」。這需要以代際為尺度去沉澱，非一日之功。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