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香港人並不抗拒福利主義！

【明報文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亞太所）於2025年中開展一項香港人的民意調查，其中有幾題是關於港人對社會福利的態度。本文從該所出版《出謀獻策：中大亞太所研究論政35載》（2025年）專著，其中筆者撰寫的一章〈香港人對福利主義的態度〉修改部分內容而成。原文近2萬字，本文將2025年與2003年相關民調結果抽出，並加以演繹而成。

探索港人福利主義心態，其重要性在於政府滿足市民「愈多愈好」的訴求，一定出現公共福利水準可否負擔及持續的問題。這個講法對港人的福利心態或有貶意。若比較發達經濟體如歐盟，便可看出，香港公共福利的增長趨勢只是「追趕」中，因為公共福利開支水準還遠遠落後其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然而，福利主義的問題還是應該理順的。

福利主義的不同定義

福利主義（welfarism）其中一個定義，指結果及利益或功利最大化。通俗說法即「搵着數」，而且「着數」愈多愈好。例如政府「派糖」愈多愈好，才叫福利主義。這個福利主義有個人主義傾向，即將功利或利益最大化。相對而言，中國傳統儒家重視個人修身、齊家、光宗耀祖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社會福利或公共福利會被視為向他人求取施捨，不符合自力更生、自求多福的精神。不過文化因素亦受環境轉變而改變的。

福利主義另一個定義，指政府提供福利的一種社會制度，其特徵是將政府對公民生活保障的責任制度化，例如扶貧、教育、醫療、滿足住房需要等。

國家主義（statism）也是福利主義的另外一個定義。它指國家提供福利服務及待遇的角色，並有左、右兩個維度：左傾人士歡迎一個較平等的收入分配，及國家提供更多公共福利；右傾人士則相反，相信市場運作為主，國家介入只限於市場及家庭未能提供的剩餘部分，如扶貧、援助孤寡等。

這3個福利主義的定義，構成本文分析港人福利主義民調數據的基礎，並突出福利主義作為利益或功利最大化，即俗稱「搵着數」的定義。

比較民調結果

筆者先前與張宙橋的2003年研究（註1），亦提及港人福利主義和福利依賴的問題。本文援引該調查結果作比較。亞太所2025年民調有關福利主義態度的問題有4條，現在逐一列出，並與以前相關結果比較，看看有沒有變化。

附表第一個問題「政府有責任提供更多福利」，而福利指改善公營醫療、扶貧和興建更多公屋。結果有70.2%受訪者非常同意/同意，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只有7.7%，一半半的也有22.1%。可見港人十分支持福利主義作為一個福利制度的取態，亦十分國家主義，政府有責任透過社會福利實行再分配 。2003年民調沒有相關問題。

第二個問題「現時社會福利令人較不願意照顧自己」，字句與2003年民調一樣。結果只有37.5%受訪者非常同意/同意，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36.6%，一半半的有25.9%；2003年則非常同意/同意者一共有54.5%。我們理解是，今天港人更接受福利主義，較少人認同社會福利令人喪失自力更生精神。

第三個問題「若非社會福利過於慷慨，人們會學習自力更生」。結果51.3%人同意/非常同意，2003年則有66.9%。可以說經過歲月洗禮，港人自力更生精神較前遜色。

第四個問題「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會唔會申請政府的各種社會福利」。48%受訪者表示一定會/會，不會/一定不會的有17.1%，一半半的有34.9%。2003年的問題更為嚴格，即福利作為一個狹義只為窮人而設的綜援，而非今次用上「政府的各種社會褔利」，有意將社會福利及公共福利去標籤化。當年同樣有四成多的人（46.3%）回答一定會/會；但「一定不會/不會」的回應，2025年是17.1%，當年則有34.5%。這個較寬鬆的福利定義及更少人回應一定不會/不會，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港人愈來愈接受福利主義作為保障基本生活的福利制度。

從比較角度看香港公共福利開支水準

近年，特區政府公共福利開支急劇增長，不少論者深以為憂。若從比較的角度來看，香港公共福利開支仍遠遠未及歐洲高收入國家的水準。例如2023年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房屋的公共福利開支（又稱公共社會開支，一般不計教育），達到本地生產總值（GDP）26.7%至26.8%；個別國家如法國、芬蘭，更分別達到31.3%及31.2%。

觀乎香港，2012/13年度，當梁振英上任時，香港特區相關比率只有6.2%；經過與林鄭月娥兩屆政府，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及房屋在內的3項公共福利開支，2022/23年度亦只佔10.7%的GDP。由於新冠疫情因素在2023/24財政年度得到撇除，該年度更降至佔9.4%的GDP。可見特區政府公共財政還算克制。以香港經濟發展水準，社會問題及社會需要的滿足不比發達經濟體小，但公共福利開支還遠遠比不上。就算同時是儒家文化圈、重視家庭照顧的日本，2022年公共社會開支亦佔GDP的24.7%。

究竟公共福利開支所為何事

究竟公共福利開支所為何事？就以梁振英特首任內展開的扶貧工作來看。當年特區政府引進了高收入國家採用的相對貧窮線，2012年量度的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囗有131萬，貧窮率19.6%。香港貧窮線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歐盟已經用60%，但稱為貧窮風險率（at-risk-of-poverty）。經合組織（OECD）還沿用住戶中位收入50%為收入貧窮線（講明只量度收入貧窮，不計財產），2021年其成員平均貧窮率為11.4%。若計入政策介入後（恒常現金及非現金福利如公屋的實物福利轉移），2012年香港貧窮人囗降至67萬，貧窮率10.1%，與經合組織平均值相近。

10%左右的貧窮率，在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來說，問題不算嚴重，即從嚴重轉變為可控。這些實有賴梁振英、林鄭月娥兩屆政府的積極財政投入。就以林鄭月娥特首任內最後發表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為例，2020年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只有7.9%，即24.2萬戶、55.4萬窮人（註2）；其中綜援開支154億元，減貧2.6個百分點；長者生活津貼241億元，減2.4個百分點貧窮率；公屋393億元，減3.8個百分點貧窮率。這些減貧工作，便簡單清晰說明公共福利開支所為何事。

今屆特區政府精準扶貧，以針對劏房戶的「共創明Teen計劃」為例，計劃本身是富有意義，但每期人數只有4000。這種「精準」，當然無助於降低以收入量度貧窮的貧窮線及貧窮人口。貧窮線非扶貧線，今屆政府可能擔憂無新錢扶貧，也可以理解；但沒有貧窮線提供的數據，所謂「精準」扶貧，也只是自說自話，其量度不是國際公認的（收入）貧窮，而是其他東西，例如社會排斥或社會匱乏等一些更複雜的東西。棄用一個簡單易明及國際通用、行之有效的社會指標，明顯有其不便公開的理由。有人戲言此屆政府善於「打卡」；我則戲言，大家有點耐性，很快便「打完卡」。

香港社會問題不止貧窮，還有貧富懸殊問題更加嚴重，社會流動亦壓力不淺。這些問題的政策介入，樣樣需財。影響香港公共福利開支的增長是稅基狹窄，缺乏社會保險稅、增值稅或消費稅，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及股市印花稅。近年香港經濟增長放緩，政府亦以發債補充公共福利開支不足。

總結

本文將亞太所2025及2003年民調結果作比較，並放在褔利主義的不同定義內加以分析，可以斷言港人十分支持作為福利制度的福利主義，亦十分支持政府介入（國家主義），而且比以前更少人反對福利依賴取態（「着數愈多愈好」）的福利主義。同樣肯定的是，港人比以前更少人在困難時堅持自力更生、不接受社會福利。然而，香港公共福利開支水準跟其他發達國家水準還有一段距離，港人的福利主義心態有其社會及經濟基礎，所以公共福利開支還在「追趕」中。政府政策如何滿足不斷上升的需要，而又能擠走當中的福利主義成分，是十分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因為福利主義「着數愈多愈好」心態並非真正的社會需要。

註1：王卓祺、張宙橋（2008）〈福利主義與福利依賴的關係：香港的實際研究〉，黃紹倫、尹寶珊、梁世榮編，《新世紀台港社會風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註2：香港樂施會公布自己做的研究，其中2020年貧窮率為19.9%，貧窮人口139萬，共56.3萬戶。這組數據與扶貧委員會公布的數據差別十分大，多了12個百分點貧窮率，關鍵在於「原收入」定義。問題複雜，筆者有機會再談。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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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