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書陣：武俠三級跳：從金庸到黃易，俠的價值轉向何方？

【明報專訊】對幾代華人而言，黃易的名字或許未必人人熟知，但他筆下的江湖與角色，早已通過影視、漫畫的載體，悄無聲色地嵌入受眾日常生活之中。自1993年TVB劇集《烏金血劍》開始，這位「武俠小說」的革新者便開啟了跨載體傳播的征程，一方面以「玄幻」與「穿越」改造了傳統武俠的定義與內涵，一方面又以跨越文字載體的方式與讀者以外的受眾接觸，讓其「小說」獨特魅力跨越三十年而不曾褪色。

對香港受眾來說，這份記憶尤為具體與鮮活：古天樂飾演的項少龍機警灑脫，2001年漫畫與後續影視改編讓這個穿越戰國的特種兵形象深入人心；之後又有林峰的寇仲意氣風發與黃宗澤的徐子陵溫潤通透，兩人不僅在《大唐雙龍傳》中演繹出身揚州混混的逆襲傳奇，更在《覆雨翻雲》（以上兩者都是改編自黃易小說的TVB劇集）裏以風行烈、韓柏的身分再續江湖緣，如今黃宗澤斬獲TVB最佳男主角，更勾起許多人的童年回憶：眼前這個男主角，就是當年那個他們一再迷戀的徐小陵。漫畫領域同樣星光閃耀，早期有廖福成、葉明發，現在有邱福龍與鄺志傑，都在不同年代以精準筆觸還原《尋秦記》的權謀紛爭、《邊荒傳說》的壯闊豪情，讓文字中的奇思妙想變成可觸摸的畫面。

武俠文化是深度融入文創娛樂

黃易作品的持久熱度，恰與武俠文化的傳播規律一脈相承 —— 正如金庸小說能成為華人世界的文化圖騰，不僅源於《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的文字厚度，更得益於影視、漫畫、遊戲等文創載體的持續賦能，從1983版《射鵰英雄傳》的萬人空巷到歷年改編的不斷翻新，讓「俠之大者」的精神穿透時空。武俠文化從來不是孤立的文字敘事，而是深度融入文創與娛樂生態的核心元素，從金庸到黃易，皆印證了這個道理。

從1993 年的劇集初探，到2000年後漫畫的批量湧現，再到2004年TVB版《大唐雙龍傳》、2006年《覆雨翻雲》的熱播，以及近年網路劇、新電影的持續反覆運算，黃易作品從未遠離大眾視野。如今新《尋秦記》電影熱映，當熟悉的角色與故事重登銀幕，我們不僅是重溫一段江湖傳奇，更能清晰看見：黃易接過了武俠文創的接力棒，以「個體生命超越」重構武俠小說的內核，讓武俠從傳統倫理走向個體覺醒。他的重要性正在於此 —— 既是金庸之後武俠文創的重要延續者，更是拓寬武俠文化邊界的革新者，印證著武俠在文創與娛樂領域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如果說金庸提出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為新派武俠小說樹立了倫理標竿，那麼，黃易就是以「個體生命超越」打開了傳統之外的全新精神維度。在黃易的敘事語境中，「個體」是掙脫群體倫理桎梏的獨立存在，有著濃厚的個人色彩，人存在於世，不是家與國或其他任何群體的附屬品，而是以個人的價值而存在的個體；而所謂「生命」，也不再只是重視肉體存歿，而是囊括精神覺醒、潛能釋放、境界躍升等多重維度的完整生命體；「超越」則是指突破出身（與生俱來的身分）、境遇、規則（人在成長中外在環境的約束）乃至生命極限的自我成就過程。所謂「個體生命超越」，就是指人的終極「自我價值」不再是成全他人（為所屬團體爭光、服務他人，為家族吐氣揚眉，為國家與黎民百姓貢獻自己）。更重要的是，這種超越無關正邪，而是每個生命對自身可能性的極致探索，這正是黃易作品與傳統武俠核心精神的差異所在。

從家國倫理推向個體覺醒

回望武俠小說從金庸到古龍再到黃易的發展脈絡，「個體」的份量逐級提升，最終由黃易完成了對傳統武俠核心思想的突破與重構。金庸筆下的俠客向來是家國倫理的堅定踐行者：郭靖守衛襄陽，以血肉之軀擔當「俠之大者」的群體命運，蕭峰犧牲自己制止宋遼大亂，從民族大義升華到更廣闊的人道主義境界（不想兩國生靈塗炭），兩人的個體價值都要家國敘事的大框架中體現出來，他們行俠仗義的核心動力源自向外的、為社會群體著想的道德要求。至於古龍，則完成了俠的「內在化轉向」（上海社會科學院李匯川博士語）。簡言之，就是把俠客的終極使命從「拯救世界」變換為「救贖自我」，故事核心衝突也從江湖上的「正邪對決」，轉變為俠客內心的「生存困境與自我掙扎」。

古龍筆下俠客不再執著於家國大業，甚至多數作品淡化家國時空（沒有提及發生於哪個朝代哪個地點），而是專注於撕裂自身的精神困境：《多情劍客無情劍》的李尋歡，背負友誼愧疚與情感重負，最終與自我和解；《天涯‧明月‧刀》的傅紅雪，生而為復仇工具，窮其一生都在追問「我是誰」「為何而活」。這些俠客從不藉拯救世界證明自身，而是以直面痛苦的勇氣、守護身邊溫情的初心來確認自我價值，武俠精神從此開始叩問「人活着的根本意義」。但必須強調的是，古龍的「內在轉向」仍沒有跳出江湖桎梏：俠客要解開精神困局，始終離不開江湖的人際糾葛，在江湖的規則裏周旋。

黃易則在這個基礎上邁出關鍵一步，將故事核心從「家國倫理」與「江湖自我救贖」，徹底推向純粹的「個體覺醒與超越」：他筆下的主角不為家國獻身、不為江湖道義束縛、不受內心痛苦糾纏，唯以「躍升生命境界」為終極目標。這種轉變不是否定前人，而是武俠精神的升級：當金庸的家國故事、古龍的江湖內心救贖都寫到極致後，黃易把武俠的探索的目光徹底拉回了「人本身」，拋開所有外部桎梏，讓武俠從「群體的宏大史詩」與「江湖的自我救贖記錄」，蛻變成為「個體的超越傳奇」。這便完成了武俠精神的三級跳：從金庸的「外在擔當」（為他人、為群體負責），到古龍的「內在覺醒」（關注自己內心、尋找自我價值），再到黃易的「個體生命超越」（主動打破出身、能力乃至生命的極限，活成自我理想的模樣），徹底重構了傳統武俠的核心思想。必須注意的是黃易與古龍的核心差異：古龍以脫離家國聚焦內在覺醒，黃易膽識更勝一籌，直接「復用」金庸建構的宏大歷史時空，卻讓個體發展跳出金庸「為國為民」的既定軌道。如此一來，俠客的「自我超越」便具備了更強的突破性：非無家國可依，而是無視家國束縛。

《大唐雙龍傳》與《尋秦記》

黃易名作頗豐，早期《破碎虛空》已蘊含濃厚「個體生命超越」意識，傳鷹便是典型，但最為人熟知的仍是《大唐雙龍傳》與《尋秦記》。本文特從這兩部代表作中，選取五位正邪核心人物，探討黃易如何突破傳統武俠，塑造「個體生命超越」的俠客形象。

《大唐雙龍傳》走武俠成長路線，主角寇仲與徐子陵出場時，皆是身分低微、靠偷騙謀生的揚州混混，本應淪為時代洪流中的底層人物。憑藉偶然得來的《長生訣》，兩人以驚人悟性練就絕世武功，憑實力擺脫出身宿命，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超越之路。

寇仲的核心超越在於欲望覺醒：他曾執念「爭霸天下」，將稱帝成王視為生命終極目標，後逐漸悟透權力與疆土不過浮華，個體價值不在「征服他人」而在「成就自我」。最終他主動放棄霸業，與兄弟逍遙江湖，完成從「被欲望驅動」到「掌控欲望」的精神躍升。

徐子陵與寇仲性格迥異，內斂沉穩、嚮往寧靜，早期因厭惡紛爭而消極避世，執意尋覓清淨隱居之地，屢陷內心掙扎。他的超越，是逐漸明白「真正的寧靜在內心而非環境」：從獨善其身到主動擔當，幫助寇仲對抗強敵、守護知己，在入世責任中磨練心性；修煉不執著於武功高低，更追求內心通透平和，最終達到「萬物皆空、心無掛礙」的境界，實現心性圓滿。

作為書中核心邪道人物，魔門「邪王」石之軒武功高絕、心機深沉，被正派斥為「萬惡之源」。黃易並未將他塑造成簡單反派，而是讓他完成「正邪標籤」與「內心分裂」的雙重超越。他內心長期分裂：一邊是魔門邪王的殘酷，一邊是對正道慈航靜齋碧秀心的深情與愧疚，雙重人格拉扯讓他飽受煎熬。他的超越是直面分裂而非逃避 —— 不否定邪性、不偽裝正義，終在與徐子陵對決、與女兒石青璿相認中，達成人格融合與和解。他跳出正邪對立框架，不再受「邪王」標籤與內心矛盾束縛，成為完整的人。這也印證：黃易筆下的「個體生命超越」與正邪無關，關鍵在打破外界標籤與內心桎梏。

項少龍本是二十一世紀現代特種兵，因時空實驗意外穿越戰國，成了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異客。第一重超越是打破時空局限：面對無電力、無現代科技的古代，他靠現代軍事知識、生存技能與機變頭腦立足亂世，未被淘汰反而以「超前思維」影響歷史，助嬴政登基、奠基秦朝，成為時空洪流的「掌控者」。

更深層的超越是重構身分認同：穿越初期，他以「現代人」自居，刻意與古代保持距離，甚至想改歷史返現代。但與琴清、烏廷芳等人相處，與趙、秦命運糾纏後，他悟透身分非天生注定，而是由選擇與經歷定義。最終他放棄歸鄉之念，以「項少龍」之名扎根古代，從「時空異客」蛻變為「歷史主人」，完成對身分局限的終極超越。

黃易的武俠世界早已超越文字邊界，通過影視、漫畫等文創載體深度融入大眾生活，成為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在武俠文化演進中，他突破金庸「家國倫理」與古龍「以江湖作自我救贖」的既有框架，以「個體生命超越」重構武俠核心 　　 讓俠的價值從外在群體擔當、內在心靈覺醒，轉向個體對自身出身、欲望、身分等極限的極致探索，為武俠的定義與價值開闢全新出路。其創作更對後世通俗文學影響深遠：穿越題材打破時空敘事桎梏，玄幻元素拓展武俠想像邊界，不僅撕去通俗文學的傳統標籤，更催生了仙劍類仙俠作品與海量網路文學，成為通俗文學多元發展的重要源頭。黃易既是金庸之後的武俠革新者，亦是當代通俗文學的拓路者，其作品的生命力與影響力，至今仍在文創與文學領域持續延續。

本文在寫作時，參考了一系列前人（特別是韓雲波、張燕、張成三人）對黃易的論述，特別挑選了「個體生命超越」這個論點作為文章的核心，與讀者分享。

文˙邱健恩（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編輯˙黃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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