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周記：吵鬧的美國人

【明報專訊】美國派軍到委內瑞拉活捉總統馬杜羅夫婦，劇力萬鈞、引人入勝，大家七嘴八舌、熱鬧不已。美國之舉違反國際法？但馬杜羅是獨裁者！美國只是想要委內瑞拉的石油？但誰不在垂涎委內瑞拉的石油？美國介入後委內瑞拉局勢更混亂？但馬杜羅繼續做下去又好得多少？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很享受這時刻，明言要管理委內瑞拉，「重奪」該國石油，又再次威脅要拿下格陵蘭。在一片喧囂中，我卻想起英國小說家葛林（Graham Greene）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對美國而言，委內瑞拉始終如芒在背。已故總統、左翼民粹主義者查韋斯，憑藉個人魅力與財富再分配的社會主義政策贏得民心；加上油價高企，使其得以在國際舞台上擺出強硬的反美立場。查韋斯去世後，其繼任者馬杜羅缺乏相同的政治魅力，適逢油價低迷，又遭西方制裁，而且其政策失誤，導致經濟崩潰與民生急劇惡化。特朗普上一任期內的委內瑞拉政策成效有限，在其拉美事務顧問Mauricio Claver-Carone主導下，美國與部分歐洲國家於2019年承認國民議會議長、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為「臨時總統」，但最終瓜伊多未能動搖政權、流亡海外，而馬杜羅反而進一步鞏固統治。

「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宣言」

今次生擒馬杜羅可謂一洗冤氣。美軍的軍事行動被描繪得精準凌厲、如探囊取物。外界盛傳委內瑞拉政權內部可能有內鬼，才使行動得以迅速得手。姑勿論如何，劇情精彩也不等於有完美結局。年輕時一直夢想進軍荷李活的特朗普應該很想，這齣電影最好能以他1月3日的記者會作結。

在該場記者會上，特朗普意氣風發，宣稱在他指揮下，美軍動用壓倒性的海陸空軍力發動「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突襲，直搗加拉加斯市中心戒備森嚴的目標，活捉馬杜羅夫婦回美國就涉毒受審。他大讚美軍實力凌駕全球，並援引門羅主義，指摘歷屆政府長期忽視西半球的威脅，強調在他任內，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不容再被質疑」。

美國介入海外事務由來已久，而拉丁美洲這個「後院」更長期與美國糾纏不清。冷戰時期，為防範蘇聯與古巴勢力擴張，美國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清除其所認定的威脅，例如在1970年代暗中支持智利軍事政變，推翻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打壓左翼力量，讓獨裁者皮諾切特得以長期執政。直接動用武力的例子亦不在少數，包括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以及1989年入侵巴拿馬、將領導人諾列加押解回美國受審。今次派兵生擒馬杜羅，實在不怎樣新鮮。不過，正如芝加哥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YouTube頻道受訪稱，過去美國在西半球行動時，總會利用自由主義或理想主義的說辭來掩飾；特朗普令人咋舌之處，是根本不試圖用外交辭令或自由主義說辭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直接宣稱美國能掌控委內瑞拉，委內瑞拉的石油都是美國的。米爾斯海默形容這類言論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宣言」。

將特朗普跟2003年喬治布殊攻打伊拉克相比，便可見特朗普的「坦誠」。美國當時以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為由出兵消除威脅，並要推動伊拉克政權轉移。布殊身邊部分新保守主義者諸如副防長Paul Wolfowitz相信，唯有當世界依照美國的形象重塑時，美國才會安全。布殊亦多次強調要把伊拉克改造成民主國家。布殊在2003年11月國家民主基金會（NED）20周年紀念儀式上的演說便充分反映這信念。他在演說中稱，伊拉克民主化失敗將鼓勵全球恐怖分子，而民主成功將能向敘利亞及伊朗傳遞信息。「在中東腹地建立自由伊拉克，將成為全球民主革命的分水嶺。」

伊拉克戰爭結果卻為伊拉克人及美國人帶來漫長的痛苦，這套信念亦已差不多遭拋棄。特朗普及其身邊人都不愛這套，他去年5月在西點軍校的演說中便明言，美軍的職責「不是改造外國文化，也不是在槍口下把民主強加給世界上每一個人」，而是「在於壓制任何敵人，殲滅任何威脅美國的存在——無論何時、何地、何處」。

改寫舊日「正當」劇本

生擒馬杜羅可以說正反映特朗普「言出必行」，雖然馬杜羅對美國構成多少威脅一直引起專家質疑。按美國過往劇本，特朗普可以推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為臨時總統，賦予美國行動正當性，也可以贏得光環。畢竟，違反國際法並不罕見，但自由主義民主卻總為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提供了正當性。學者向來愛用北約1999年介入科索沃作例子。北約當年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介入科索沃，按國際法是不合法（illegal），但介入是基於人道理由，即為了阻止科索沃的種族清洗，因此仍然是正當（legitimate）。不過，特朗普顯然決心改寫劇本。他在記者會上沒有說過「民主」這詞，對馬查多語帶不屑，質疑其領導基礎，稱她在國內缺乏足夠支持與尊重，「在這種情况下要成為領袖，將非常困難」。

為特朗普辯護者會說，他十分務實。畢竟委內瑞拉查韋斯主義者仍然緊握權力，貿然扶植反對派上位只會添煩添亂。不過，特朗普是否有這樣周詳考慮，他對管治委內瑞拉有何計劃，外界根本不得而知。最大問題是，他一向五時花六時變。

况且，他暫時不屑馬查多可能只是出於私怨。《華盛頓郵報》較早時引述兩名消息人士稱，特朗普不願意支持馬查多是因為她接受了和平獎。其中一人更說，如果馬查多去年以和平獎屬於特朗普為由，拒絕領獎，她今天就成為委內瑞拉總統了。不知道是否看了該篇報道，馬查多最近表示願意跟特朗普「分享」和平獎。特朗普也表示願意見她。

昭昭天命最高

除了和平獎，特朗普念念不忘的還有石油。他在記者會上提及「石油」20多次。他明言：「我們將奪回那些石油。坦白說，這些石油早該歸我們所有。」先不說委內瑞拉的石油為何會屬於美國，在石油供應充足甚至過剩的時代，大舉投資委內瑞拉開採成本較高的重油，是否合乎經濟利益？這也是美國油企未顯得雀躍的原因。

但特朗普仍然停留在石油很重要的上世紀，甚至是更遙遠的年代。這在他去年的就職演說中已見端倪，他心目中的理想美國是在19世紀通過對外擴張實現「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年輕國家，他的偶像是任內大舉擴張兼大幅開徵關稅的第25任總統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他不諱言要「奪回」巴拿馬運河、奪取格陵蘭。

特朗普生擒馬杜羅，等於宣稱美國不受任何法律約束，連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觀也束之高閣，也等同宣稱，二戰後設立的制度和規範，全是做給傻瓜看的。他在近日的《紐約時報》專訪中更坦言「不需要國際法」，「只有自己的道德規範」能約束他。你或許會說，所謂國際秩序本就虛偽而無用，既然無用，拋棄也無妨。但當任何國家可以不為規則約束，那會是什麼的世界？問題也不僅在於制度是否有效，更在於我們如何敘述自身行為；即使某國家在現實中違反規則，只要人們仍覺得「需要為違規找理由」，規則仍然是有約束力的；一旦連藉口都不再需要，權力就徹底失去自我約束。

不再是「沉靜的美國人」

且回到冷戰時期。《沉靜的美國人》在1955年出版，當時越戰還未爆發。小說從英國駐越南記者Fowler的角度，講述他跟美國人Pyle的友誼及感情瓜葛。Pyle是中情局人員，到越南挑選法國殖民者及越共之外的第三勢力，要為越南帶來民主自由，但其所選的將軍卻造成災難。在看透世情的Fowler眼中，Pyle雖然擁有良好動機，但卻太天真，以為可以一手改變世界，結果製造更多麻煩。不少人認為小說是反美的，但其實情感複雜得多。在Fowler的描述中，Pyle是正人君子，他妒忌對方的活力，有時也不禁質疑，對方的理想主義也許比自己的犬儒更正當。

美國過往的外交政策當然不僅由理想主義主導，現實主義與帝國主義取向長期彼此競逐；然而，理想主義元素始終未曾缺席。無論一戰後的國際聯盟還是二戰後的聯合國，都是美國理想主義的產物。《沉靜的美國人》揭示的是老練世故的歐洲人面對美國的複雜心態，幾乎每次美國海外介入時都會有歐洲評論提起這本小說。如今，特朗普卻徹底顛覆了「沉靜的美國人」的形象，令歐洲人瞠目結舌，甚至開始擔憂格陵蘭真會成為他下一個目標。然而，與其哀悼沉靜的美國人，不如正視更迫切的問題：在秩序崩潰下，世界該如何自處。

文˙林康琪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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