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場加映：看見中國少年之難——讀梁鴻新作《要有光》

【明報專訊】這幾年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內地的家長朋友，從他們口中總聽到一些讓人頗為憂心的情况。比如非常長的課時（早上7點回校，下課後晚上有所謂在校的「晚自習」至10時）、考試導向的教學與操練（小升中、初中升高中，以及聞名遐邇的高考）、軍事化管理的「超級中學」（一般在中小城市，力主催谷高考成績，在校人數數以千計，備受家長吹捧），不一而足。我也稍稍了解到這幾年基礎教育的趨勢，如教育資源往城鎮、中心城市集中，導致鄉鎮學童上學難、鄉鎮學校要撤點拼校，以及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打工，導致兩至三代留守兒童的社會背景。

在這脈絡下，中國當代青少年的心靈困境，既是人所共知，但又說不清楚的「現象級」社會問題。而梁鴻的非虛構新著《要有光》（2025），正好提供了及時（但揪心）的文本，讓「所有人」（作者語）好好探究及思考這一問題。

梁鴻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也是一名作家。她最廣為人知的著作為「梁莊系列」的《中國在梁莊》（2010）、《出梁莊記》（2013）、《梁莊十年》（2021），以不同角度記錄了她家鄉河南梁莊的風土人物及其變遷，既引起了讀者及社會對鄉村衰敗的廣泛討論，也是近年備受關注的「非虛構」書寫的先行者及代表作。在《要有光》中梁鴻不再寫家鄉與鄉土，而是把書寫對象集中於因心理問題而失學、休學在家，以及在退學邊緣掙扎的青少年。

中國抑鬱患者三成未成年

根據《要有光》中引述2022年政府的統計數據，中國「18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佔總人數的30%，50%的抑鬱症患者為在校學生，抑鬱症病發群體呈年輕化趨勢，社會亟須重視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已達15-20%，接近於成人」（p.VI）。梁鴻也是一名母親，《要有光》的寫作既是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也是對自己在親子關係中碰到之困惑的詰問與解答。為了理解中國青少年的心靈困境，梁鴻用了3年多的時間，對來自3個地方的群體進行深度觀察及採訪：她自己身處的北京海淀區（形成書中的第二章），「濱海市」（化名，為一臨海的中型城市；形成書中的第一章），以及「丹縣」（化名，為基層縣域；形成書中的第三章）。梁鴻雖然把自己定位為文學類的作家，《要有光》也不是一本社科類的學術著作，但她這「採樣」安排對讀者把握中國社會的普遍情况，很有幫助。

威權家長 名校執念 心理問題

在第一章〈濱海市〉中，梁鴻從幾個受情緒問題困擾的青少年視角出發書寫，既交代了各人過去數年的經歷，也旁及了家長、學校師長，以及一個以開辦「補習班」來為受困青少年提供支持的心理諮詢師「阿叔」這一人物。這一章一方面帶出了中國的主流應試教育所創造出來的高壓環境，也特別透過阿叔的描寫，突出了家長的「問題」，包括：威權的管理方式，不尊重子女作為獨立的個體，重複自身從家庭所襲來的處事方式，家暴，把夫妻或家庭問題發泄在家裏最弱勢的兒女上，無法聆聽青少年的心聲與需要等。

第二章〈京城〉則圍繞着梁鴻身邊的幾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描寫聞名全國的海淀區家長的焦慮、困惑乃至反思。值得注意的是，梁鴻並沒有簡單把這些家庭所面臨的問題歸咎於某個原因，而是立體地呈現不同向度的張力，包括：對於考上北大清華等名校的執念，社會上對學業成績作為唯一成功標準的反思，70、80後的父母把自己的經驗硬塞給子女的盲區，應試教育衍生的產業鏈，父母自身在親密關係、婚姻關係上的失敗與無力等。由於〈京城〉一章的材料來自梁鴻的生活，相關的描寫與紀錄也最為細膩。而北京這類一線城市的故事，對香港讀者來說可能也最易理解及具借鏡意義。

第三章〈丹縣〉則從鄉鎮的一名精神科醫生出發，描述了在鄉村地區青少年的心靈地圖。相比起〈京城〉，讀者在此章又會讀到很不一樣的場景，比如：長期與在外打工之父母分離下成長的留守青年的獨特心理問題，手機、網絡於鄉村普及後對青少年及親子關係的影響，在撤點拼校的國家政策下地方學校進取地擠壓學生、催谷成績的原因，以考上北大清華及其他重點大學為目標的地方「超級中學」對學生的輾壓，偏遠地區的精神及心理相關醫療資源的情况，祖輩、父母輩對精神及心理健康不了解對受困青少年的影響等。

我剛好是在元旦假期中在家閱讀這書，其間一對子女多番對我表現出的沉重感表示關注。他們的關心確實側面反映了我閱讀時悲痛的心情。不管是讀到濱海市的敏敏回憶起父母對自己的多次暴打，還是京城的吳用談到對知識的渴求如何被父母所漠視及摧毁，或是地方上的超級中學為學生所制定的嚴苛時間表（包括限制學生排便的時段及只提供極少上廁所時間，導致普遍的痔瘡問題），抑或是丹縣教育局的公務員回憶起即使已爭取了不少心理諮詢資源，仍無法挽回一名女生的性命的場景等，這些創傷都是那麼的真實，既刻蝕在書中各主人翁的身心，也烙在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及當代中國社會上。

我不是教育政策、青少年心理學的專家，梁鴻也無意透過《要有光》把當代中國青少年的心靈困境總結出原因及解答的方案。但在閱讀過程中，我獲得了一些提醒與警示，姑且在這裏與讀者朋友分享一下。

家長對主流發展邏輯缺反思

首先，當代家長要深刻反省自己。在梁鴻的筆下，現今青少年的家長大多為1970至9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們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對學習改變命運深信不疑，對主流發展的邏輯既擁抱、也欠缺反思。也是在這背景下，家長拚命地把孩子推向應試教育，認為只有在教育中跑出，下一代才有可能「繼承」自己的成功。與此同時，中國的家庭、家長仍普遍相對威權，家長以愛的名義對子女諸多管制、操控，行為及語言的暴力也相對普遍。教育政策出了問題本身就夠嚴重，但正如〈京城〉中吳用所說那樣，家長、家庭更成了學校的延伸、同謀、幫兇。當家長比學校更為嚴厲，那青少年還能向誰求助呢？青少年想不出問題也不行了吧。

梁鴻在書中沒有直接分析與批評中國的教育制度，但從各個案中讀者也不難讀到其中的扭曲。應試教育，八股文的考試方式，行政當局層層疊加的考核與管理模式，教育資源嚴重傾斜於城市，超長的學習課時，汰弱留強、工具化的人材選拔制度等，都是廣為人知的問題。對於一般家庭與學生來說（更大的責在於家長，畢竟我們是成人），想清楚自己該當如何面對教育這一意識形態機器變得至關重要。我們作為香港的讀者雖然不用面對內地的教育系統，但在本地教育制度的面前，以上思考同樣適用。

香港教育會往哪個方向走？

對我來說更為嚴峻的是，主流單一的價值觀、成功標準，以及忽視個體主體性的社會文化。《要有光》的案主都受着差不多的緊箍咒所逼迫，比如以為成功就是讀好書、考上好的大學，做份體面的工作等。這反映了主流價值觀的單一化，背後其實是社會其他價值觀的缺失，精神的貧窮，也是書中不少青年人對家長、師長輩的批評。主流意識形態裏強調成功學、重視功利在各個社會都會出現，但在中國相對仰賴權威的背景下，主流以外的價值體系不容易生成，更不要說發展出自身的圈子及支持網絡。而社會在青少年培養的過程中又高度忽略了主體的生成，讓青少年面臨的局面更為困難。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出路在哪裏。隨着香港政策逐步靠近內地，加上近年不少內地專才帶着他們的生命經驗來港定居，並把子女送進香港的教育系統，香港的教育究竟會往哪個方向走，作為香港家長的我不無擔心。但誠如項飆教授在《要有光》的推薦語所說那樣，這書「不只記錄了被心理問題所困的青少年的成長狀况，更展現了處在歷史節點的一群成年人如何開始反思自我、改變生活」，梁鴻透過書寫把問題描述出來，本身便是在帶來改變。《要有光》去年9月初版後到11月已印到第六刷，從中不難感受到大家還是很想要有那點光。

梁鴻在《一席》頻道的公開演講中，以來自濱海市的雅雅的一段話作結，非常感人。我也把這段話抄在這裏，作為對自己的提醒與勉勵：

「你有從頭再來的勇氣，有不被定義的自由。

你可以成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無法成為你。

別吹滅那光。

長大快樂。」

文˙sunfai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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