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田方澤：「員生共治」告終 責在師長
【明報文章】上月，香港中文大學9間成員書院當中，3個書院學生會先後宣布停運。稍早前浸大學生會因校方壓力而宣布停運、港大學生會聯院會欲舉辦悼念宏福苑大火集會但被校方勸喻停止，加上嶺大學生會近年擬於校內舉行活動惟不獲校方認可，不少院校學生會在校務上愈來愈少角色。區區年少時，曾任早前宣布停運的新亞書院學生會幹事，曾經輕狂但獲益良多，亦深知不少朋友追求教師和學生的「員生共治」，甚為脆弱。
脆弱的員生共治
「員生共治」的基本理念，是相信學生也是校園重要的持份者，因此要讓學生參與校政，於各類校務委員會加入學生代表，反映意見；一些大學的校董會，設有學生議席，或讓學生代表列席校董會議。
固然，現實上在日益官僚和繁複的大學體制，只有一年任期而且稚嫩的學生代表，很難左右大學各種決定。不過，作為校園的共同持份者，校方有責任聆聽學生意見。
朋友笑說：一個剛畢業一兩年的中學生，成為大學的學生會幹事，代表了全體大學生，就彷彿有了身分，大學的老師、社會賢達和傳媒，都願意聽一聽你說話。箇中關鍵在於，成年人是否尊重民選學生代表的身分。「員生共治」的脆弱，在於擁有絕對權力的大學校方，是否願意在制度上自我約束，保證學生發表意見的渠道、聆聽和接納學生意見？對區區來說，這是成年人和教師的職責。
新亞書院的創校校長錢穆先生，於1961年春季開學禮致辭裏，談及理想中的師生關係：「希望同學們要養成你們自己一種反抗的精神……每一位先生，應該有一番『敬畏後生』的心地，才是一理想的好教師。每一學生，應該有『有為者亦若是』、『當仁不讓』於師的想法。但我這話，並不是鼓勵諸位忽視課程與忽視校規，這是兩件事，而是並行不背的兩件事。」
學生有「有為者亦若是」的理想，敢於發表意見、評議校政；但今日的大學師長，有沒有「敬畏後生」、虛心聆聽？
區區側聞是次眾多成員書院的學生會停運，由中大校方施壓，書院沒有太多空間。中大新任校長盧煜明上任時，曾表示支持重組學生會。如今轉變，令人費解。當初中大由3所成員書院成立，先有書院，再有大學。雖然於1970年代，中大由「書院聯邦制」改為單一制，惟仍然保留各成員書院的學生活動運作。如今，由中大校方施壓停運書院學生會，既沒有聆聽學生聲音的意願，亦似乎進一步宣布書院制名存實亡。
成長就是擁有糾錯空間
學生組織是大學「非形式教育」的一部分，讓學生有讀書知識以外的學習和群體生活經驗。學生會亦擔當反映同學意見及管理學生活動的工作，幫輕了大學行政人員的職務。
大學是年輕人在嚴密管理的基礎教育階段之後，初嘗自主的地方，跌跌碰碰難免，學校應該是讓年輕人嘗試和糾錯的地方。有傳媒透露，新亞書院輔導長張錦少教授稱，未來如有學生會，可能也不完全由學生選舉產生，在組成上會有限制。近年對於這類加強對學生活動管理的爭議，關鍵是大人願不願意放手讓年輕人嘗試和糾錯，並從中成長？抑或只希望他們在條條框框下亦步亦趨？
雖然區區年少時狂妄而且稚嫩，但在學生會任內獲益良多：實實在在地做過調查研究，學習與校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下溝通，向院方提出關於院務發展和學生福祉的議案；摸索如何蒐集和整理會員意見、跟不同持份者協調和斡旋；認識規章制度和程序公義，了解不同架構之間的問責和互相制衡。後來結識不少對公共事務有貢獻的學者、專業人士和政治人物，都曾任職類似的學生組織，足見學生組織對推動大學生將來貢獻社會，有所功用。
1970年代學生運動談「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今天看來，也許不盡合時宜，不過讓學生參與校政、爭取同學權益，總無壞處。
隨着新亞學生會停運，區區曾參與有社會倡議工作的組織，已經盡數停運和解散。新亞學生會的停運聲明，引述錢穆先生說：「理想不能沒有憂與困。」區區藉此與曾在學生運動路上的朋友共勉，並祝讀者新年平安、珍重。
作者是教育及時政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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