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新：香港在李家超管治下的改變

【明報文章】踏入2026年，回看過去一年，相信市民不會忘記的，是11月大埔宏福苑發生的五級大火。他們現在盼望的是，政府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能夠為事件找出真相，還災民公道之餘，更為建造業帶來實質改革，而不是把責任委過於個別人。唯有這樣的結果，才是真正汲取教訓。

2025年告終，李家超出任行政長官也有3年半了。本文想做的是，從市民角度看看在李家超管治下，香港經濟、社會、政治出現了什麼改變？市民如何適應這些改變？市民對未來生活有什麼期待？

在評論之先，筆者要說明的是︰（1）以下提及的市民大眾，他們並沒有代表性，筆者所述也僅是自己的觀察和接觸；（2）以下提及的改變，限於市民日常生活看到和接觸的事物，一些特殊或只有少數市民受影響的改變，不包括在討論之列；（3）以下論及的改變，有大有小，有長久有短暫，都是市民較關注的議題。

市民接受香港經濟不一樣了

經濟方面，可分以下3點分析︰

一是市民認識到香港經濟狀况跟以前已不一樣。新冠疫情緩和之後，特別是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後，市民最初的盼望是香港經濟能夠迅速復蘇、市面回復疫前暢旺。不過3年過去，市民看到的，卻非他們的期待——原因在於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出現變化，原先支撐香港經濟的金融和地產兩大支柱，今天都發展乏力；市民消費變得謹慎，加上內地訪客不再大手花費，市面空舖處處，零售業大受打擊。

香港的經濟不一樣了！這是市民必須接受的事實。當初他們對經濟迅速復蘇的盼望，隨時間成為泡影。不過，如果香港經濟不再單靠金融和地產支撐大局，未來發展又何去何從？市民對經濟規劃不大了了，他們最想知道的是：將來自己如何保住飯碗？如何可以穩定自己收入？如何避免自己因經濟轉型而成為犧牲品？

市民對經濟發展方案半信半疑

二是市民對政府的經濟發展方案仍是半信半疑。政府提出的經濟發展方案，例如加強與東盟和中東經貿往來，數字上看來已有點成果，惟市民多不理解，也未能掌握其中對香港帶來的好處。與市民生活較接近的，也是這兩三年政府講得最多的，是把香港北部地區打造成為新都會區，這將是香港未來人口集中移居的地方，也將是當局全力發展創科產業之處。另外，憑着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優異地位，政府將於北部都會區建立「大學城」，教育產業也將是香港經濟發展的突破點。

三是市民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仍不太理解。政府這兩三年不斷強調的是，香港經濟能夠重新上路，離不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且憑藉香港固有優勢，包括聲譽超卓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優越的基礎建設、健全法制和行政管理，發揮國家所託的「外聯內通」任務。對於香港未來發展藍圖，及政府訂下的部署和方向，市民大致上是認同的，也看見政府正努力朝着既定目標做規劃。

不過，市民的認同是理性行為；感性上，他們最想知道的是：政府訂下的目標能否給他們帶來好處？政府改善民生的承諾能否兌現？到目前為止，市民對未來的發展仍有疑問。筆者明白，發展計劃不能一時三刻產生實質效果，但市民的感受也要照顧。如果一些計劃能夠於兩三年內見到成果，相信可以增加市民對發展的信心。

社會方面，可分以下兩點分析︰

一是今天的大灣區已成為市民生活圈子一部分。由於交通方便，市民北上消費再不是新鮮事。昔日市民出外散散心，一般會想起澳門；今天選擇多了，大灣區其他城鎮提供的消閒和餐飲服務，性價比都較留在香港優勝。而今天，過關已如乘坐港鐵入閘一般方便。

市民生活圈子 跳出香港範圍

隨着市民生活地域擴闊，生活方式也再不一樣——消費和購物不一定限於香港，親友聚餐可以選擇在香港以外的大灣區其他城鎮。現在連市民所需的醫療和康健等服務，大灣區其他地方也出現了質素不遜於香港、價錢卻低過香港的服務。這樣，隨着市民生活方式轉變，意味香港原先滿足市民生活需要的服務，今天的需求已大不如前。最顯著例子是，本港餐飲業和零售業的經營，下滑已成不可逆轉趨勢。歸根究柢，就是市民的生活圈子已跳出香港範圍。

二是香港人口的組成於近幾年已趨「內地化」，即在內地出生的香港居民，在總體人口所佔比例逐漸上升。特首李家超的「搶人才」措施，結果是移入的居民多了，雖然填補了部分移出人口，卻令整體人口組成出現變化，例如家庭組合、人口年齡分佈、子女數目等。而近年香港私人樓宇租金上升，也是受到多了移民流入所影響。

對於以上兩項改變，市民開始時還有點疑慮，也看到一些負面影響，例如就業競爭大了，中學、小學多了插班生。不過市民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改變也有好處，例如自己的生活因融入大灣區而豐富起來，香港缺乏的人才也得到補充。

總的來說，市民對生活方式的改變是接受的，惟需要時間適應，在改變過程中也必須學懂如何站穩陣腳，避免自己成為改變的受害者。筆者認為，政府當務之急是對以上的社會改變，開展堅實的調查和研究，例如未來人口組成、職位變化，否則將來教育、醫療、房屋等服務的發展，都難有準確規劃。

香港不能在「兩制」中獨善其身

政治方面，可分以下兩點分析︰

一是香港的政治生態，如果跟反修例風波前的情况比較，明顯不一樣。這並不是說市民已放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念，而是其中的涵意有了新解讀︰民主不僅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自由並非全無規範；人權不能損害他人利益；法治必須顧及社會和國家安全。這種政治生態的改變，2020年隨着訂立《港區國安法》已出現；而改變開始時，不少市民並不習慣，覺得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失去了、政府行為不受監察，一些市民也因此離開香港。

不過隨後事實證明，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並沒有改變；只是以前一些看法，明顯有偏差，甚至是錯誤，今天必須糾正過來。市民也逐漸明白，政治生態的改變，並不表示香港政治制度變了另一種模式，而是更能符合香港現實情况。例如以往強調的對立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今天着重的則是行政與立法的協作和互相支持。

二是市民了解到，香港的未來必須與國家發展融合一起，分享國家發展紅利之餘，更須發揮香港固有優勢。這不僅是香港未來的憧憬，更是年輕一代的盼望。總言之，香港再不能在「兩制」中獨善其身；國家的未來，就是香港的未來。

總括而言，香港這幾年經歷的改變，市民無疑仍有點不適應；但他們明白，為了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香港必須改變，否則早已走上衰敗之路。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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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