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徐英偉：如何在全球失序中為2026年定位
【明報文章】2025年過去，世界並未回復平靜，反而逐漸習慣於一種新的失序狀態。國際政治與經濟運行不再沿着既有軌道推進，而是愈來愈多受個人化、即興式決策所牽引。對全球而言，這是一個規則鬆動、風險擴散的年份；對外向型城市而言，則是一個必須重新檢視外部假設與發展前提的關鍵時刻。
2025年 世界秩序轉弱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之政治走向，成為2025年影響全球格局的核心變數。隨着特朗普重返白宮，其以交易為本、偏好關稅與行政命令、對多邊制度缺乏耐性的治理風格，再次重塑國際環境。傳統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持續漂移，卻未被一套清晰的新框架取代；取而代之的是臨時性的聯盟、利益導向的協議，以及在安全、貿易與科技領域不斷擴大的灰色地帶。世界並未走向全面對抗，惟已明顯遠離過去那種高度可預期的穩定狀態。
在經濟層面，這種不確定性，暫未即時引發系統性的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經合組織（OECD）估計，2025年全球經濟仍可維持約3%增長；世界銀行則因貿易壁壘與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提出較保守的約2.3%預測。不同機構之間的落差，本身正反映全球對中期前景判斷的分歧。亞洲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長引擎，貢獻約六成新增動能，但區內表現高度分化，內需基礎較穩固的經濟體相對具韌性；出口依賴度較高者，則更易暴露於外部衝擊下。
香港正是在這樣一個世界秩序轉弱的環境裏走過2025年。本地經濟維持溫和增長、金融體系運作大致穩定、聯匯制度如常、銀行體系資本充足，顯示制度底盤仍具承受力。但企業投資與資金配置明顯轉趨審慎，市場不再假設外圍環境會自然改善，而是更重視地緣政治、貿易摩擦與政策連貫性所帶來的中長期風險。
城市競爭力的轉變
從宏觀角度看，2025年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外部風險上升與內部調整同步出現。全球貿易在關稅與政治不確定性影響下放慢，出口相關活動難以成為主要拉動力。本地方面，失業率維持低位，惟勞動人口與就業空缺錯配及營運成本上升，回報增長遇樽頸，引導商界重組業務及利用科技減省人手以轉型，使家庭與企業在消費與投資決策上更趨謹慎。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經濟在多重衝擊下仍展現一定韌性；關稅與地緣政治衝擊，亦未引發全面金融危機，市場仍能於不確定中運作。但這種「撐得住」的狀態，部分建立在高負債與政策彈性被持續消耗之上。先進經濟體公共債務水平已近歷史高位，美國近期經濟增長主要由消費支出帶動，當中包含一次過政策與提前消費因素，其可持續性仍待觀察。
回到香港層面——年底出現的公共事件，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提醒：城市風險已不再局限於金融或宏觀經濟，而是愈來愈頻繁體現於日常治理與應變能力之中。事件本身未必罕見，關鍵在於制度是否具備足夠預判能力、跨部門協調，及事後檢討與修正機制。治理焦點也需由單純「工作日常」，進一步提升至「假設會出事時的準備程度」。在高密度和複雜度的城市環境裏，小型失誤往往易被放大，迅速演變為信心與信任層面的考驗。
這亦突顯城市競爭力的一個轉變：風險管理正逐步成為治理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當外部世界愈趨動盪，投資者、企業與市民對一個城市的期望，已不僅是制度穩定與政策一致性，更包括能否在突發情况下維持基本運作、清晰溝通，並迅速修正不足。公共事件處理得宜，往往不會成為新聞；處理失當，卻足以削弱多年累積的信任資本。
同時，此也跟本屆政府面對的時間結構密切相關。隨着任期踏入後半段，政策推進空間正在收窄，社會和市場對「成效」的要求亦將逐步高過「方向」。立法會選舉圓滿成功後，為社會提供了穩定基礎；但穩定並未自動轉化為滿意，市民的關注正愈來愈集中於具體民生、公共服務質素、城市管理與經濟前景。
落實政策補制度短板 體現治理能力
在此階段，治理能力的體現不在於提出多少新藍圖，而在於能否把既有政策落實到位、補足制度短板，並於不確定環境裏提供相對穩定的預期。未來兩年，將更清楚檢驗政府在跨部門協作、預判風險與執行力方面的實際表現。
若說2025年是世界學會在失序中運作的一年，那麼2026年將更清楚地分辨出，哪些城市能夠在不確定中維持方向感。對港而言，競爭力的關鍵不再只是速度與規模，而是能否在反覆衝擊下持續累積制度可信度，並讓市場與社會對其運作邏輯形成穩定而可理解的預期。這將決定香港在下一階段全球經濟重組裏的實際位置，而非短期數據所呈現的表面表現。
作者是原民政事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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