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王卓祺：黎智英的家恨到仇國——對照鴉片戰爭的漢奸
【明報文章】前言
黎智英案終於有了定罪判定。法官判辭中引述黎稱，1947年出生於內地一個富裕家庭，由於當時政治動盪，他家道中落，母親被送到勞改營。這是家恨。他12歲時偷渡香港展開新生活，後來在港營商成功，並創辦《蘋果日報》，積極以文字抹黑中共政權，並勾結外部權力；在一國兩制下利用中央政府的善意，以所謂「第四權」意圖推翻香港特區政府及內地政權。這是仇國。
早前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一案被定罪，法官認為黎對中共的仇恨使他走上了一條荊棘滿途的道路，最終面對《港區國安法》審判。從這背景來看，黎智英有家仇之怨是清楚不過，亦因此走上仇國之路。
在新中國成立前，民國時代有所謂漢奸罪。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由56個民族組成，漢奸一詞有大漢族主義的問題；1979年亦沒有了漢奸罪。但在清朝，儘管它是滿族入主，亦用漢奸一詞界定協助外國勢力的臣民。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民眾在三元里抗英事件廣為人知，但後來英軍沿海北上，卻有不少當地民眾做了漢奸、幫助國仇的英軍一事，則較少有報道。
本文就黎智英從家恨到仇國，勾結外部勢力，對比鴉片戰爭期間歷史文獻描述的漢奸，究竟有何不同之處，又如何評估黎的罪行呢？
從國仇到漢奸
所謂國仇，指國家的仇敵、國家被侵略之仇。清朝末年義和團反洋及反外國勢力的運動，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國仇的一次爆發。之後日本侵華戰爭，當然是當代中華民族的最大國仇。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八國也包括美國，他們以鎮壓義和團為名，實則是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最終清朝被迫簽訂中國近代史裏賠款數目最大的《辛丑條約》。所以黎智英勾結外部勢力美國，被稱為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應當之無愧。不過黎案是以港區國安法入罪，以其言行為「漢奸」，只是表達憤慨情緒而已。
歷史文獻中，漢奸有兩種含意，其一是「漢土之奸民」，即作奸犯科之輩；其二是通敵賣國的賣國賊。大家都知道，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百年恥辱的開端。而當時居於江蘇南通的劉長華，將所見所聞撰寫為《鴉片戰爭史料》，其中一段可反映當時清人對漢奸一詞的兩種含意：「漢奸曷名乎？名漢土之奸民也。自夷售煙，漢人皆販煙食煙，自朝廷禁煙，食者販者，俱無生計，又懼罹法網，因逃入夷船中，串唆肆逆，假夷人形狀，助夷人聲勢，攻破城池，劫掠財貨，又為夷人探消息，作奸細，愈引愈多。」清朝以滿洲人統治大多數漢族子民，漢奸一詞應以漢土之奸民為主。查實，漢奸一詞最早見於元朝胡震《周易衍義》中談及東漢太尉李固「欲去漢姦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古代沒有「奸」字，「姦」與「奸」相通。
民國時有漢奸罪，其中1947年川島芳子一案最為轟動。川島芳子為滿洲皇族，後被日本人收養。川島因認定為中國籍而被判漢奸罪死刑；若是日本籍則是戰犯，罪不至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1951年），將漢奸列入反革命罪；至1979年該條例才失效，由其他刑法處理背叛國家、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等罪。香港於2020年實施港區國安法，涉及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4類罪行及其刑罰，亦沒有漢奸罪。
《南京條約》不得懲處漢奸的條文
黎案判決後引起西方政界批評，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呼籲釋放黎智英；英國外相譴責黎案是政治檢控，並傳召中國駐英大使，要求中方立即釋放黎；歐盟形容檢控本身象徵香港自由民主倒退。亦有英美駐港領事呼籲香港廢除港區國安法、停止國安法下的拘控云云。今天外部勢力聲援漢奸，當然與後者利益一致有關。
上文談及鴉片戰爭中幫助侵華的外國勢力的奸細一事。翻查歷史，鴉片戰爭清廷被迫簽下《南京條約》，條文中有不得懲處為英軍效力的「漢奸」的內容，一般人可能沒留意。它是這樣寫的：「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俟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謄錄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係中国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漢奸資敵，為當年侵華英軍助力不少，不然英國人是不會要求在條約中為漢奸求情！
當年清廷面對強權壓境，只得低頭屈服。然而180多年後的今天，時移世易，儘管外部勢力為黎智英求情也好，施壓也好，都不會改變香港特區法庭的判決。說到底，國家實力才是底氣所在。
民心向背的問題
另外一個情勢不同之處，在於民心向背。今時今日的中國並非鴉片戰爭的中國。當年無論清廷高官，甚至英軍對清朝民眾漢奸行為的演繹，可看到清朝戰敗的原因——失卻民心。
當時的兩江總督耆英認為，英軍利用清朝官民之間的矛盾實行離間，是清軍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蓋我之官兵，情同烏合，我之民心，又皆渙散……我之官員兵役，猶存故智，事事與民為難，何異為叢敺爵？」「為叢敺爵」出自《孟子．離婁上》，比喻統治者施行暴政，將人民（爵，即麻雀）趕向仁政或敵對勢力（鸇，猛禽）一方，最終害了自己。當時任職福建地方官員的徐繼畬在廈門之戰後，與友人的信件中亦認為官民矛盾、清軍得不到民眾支持，是英軍連連取勝、清軍連連敗北的根源。
至於英軍，一名軍官在其戰記裏對中國民眾支持英軍一事表現得十分得意：「這真是在戰爭中出現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在一個地方，我們和當地的老百姓做着買賣，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則和他們交戰；在一個地方，我們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談交情，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竟用真刀真槍和他們打個你死我活。顯然這是由於我軍作戰的對手，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老百姓。」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表現出的官民矛盾和民眾缺乏民族精神，清楚說明清朝衰落的原由。反觀當今中國，儘管貪腐問題嚴重，但不可以說官民矛盾會造成顛覆政權之禍。何况，從一般民眾角度來看，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少有的小康局面：中國在2020年宣布解決了數千年來的貧窮問題，國家全面成為小康社會。所謂滅貧的意思十分具體：「兩不愁，三保障」，指「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保障」。
還有一件值得一記的重大民生工程：中國「基建狂魔」厲害之處，不單止在基礎建設的能力、速度，更重要是2020年中國實現了全國行政村100%通電。這意味着即使是最遍遠的村落，國家也會不計成本地拉電線、架電塔。也即是說，全國14億人口都能夠用上電，冰箱、洗衣機、空調亦進入960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個「山旮旯」角落。當然還有搭橋通路，電商也遍及全國遍遠地區。
這些民生工程體現中共政權執政為民的理念，與清朝鴉片戰爭的官民矛盾，導致有民眾甘願當漢奸的情况迥然不同。普通人民生活改善，最終表現在人均壽命的社會總體指標上。這裏亦需要做一個歷史的比較。據悉，舊中國沒有人均壽命統計，但個別省市亦可援引，例如1929至1931年，十餘省3.8萬餘戶農家人均壽命33歲；1935年南京居民男性39.8歲，女性38.22歲；1940年廣西全省男性41.48歲，女性42.66歲；1940至1944年，雲南呈貢縣40.04歲。2024年中國人均壽命已達79歲，媲美美國79.5歲；但估計美國人均生產總值8.9萬美元，是中國1.2萬美元的7.4倍。
總結
本文從黎智英的家恨走向依附「國仇」，放在鴉片戰爭有關漢奸協助英軍的一些歷史背景加以對照。黎智英家庭在解放後遭遇的政治迫害，值得同情；他在個人情感層次憎恨共產黨，亦可以理解。惟在解放時5億人口到今天14億人口的整體利益，相對於個別家庭、個人的利益，歷史的選擇不站在黎一邊，是清楚不過的。也可以總結一句：從歷史維度來看，黎智英家恨是有盲點的。一個地方以至一個國家治理之道，必先得民心才可安邦。180多年前鴉片戰爭漢奸的故事，還是有值得借鑑之處！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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