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網世代：禁令執行難 素養培育慢 社媒規管如何劃線？

【明報專訊】12月10日，澳大利亞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要求包括Meta旗下facebook、Instagram、YouTube，以及TikTok等10個主流社交平台採取「合理措施」阻止16嵗以下人士使用。全球不同國家也曾推出不同限度和範圍的政策規管青少年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在香港，2025年內立法會3次討論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規管議題；香港私隱專員公署則在12月17日發布指引，預防和保護未成年人士受到人工智能深度偽造技術影響，當中同樣提及需警惕社交媒體使用引致的個人私隱風險。而對香港青少年而言，社交媒體使用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是否應該有更密切的監管，記者採訪年輕用戶，家長，青協社工及媒體學者，嘗試梳理香港目前的情况。

匿名評論或中傷青少年內容創作者

頌恩今年剛剛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此前在學生以外，她的另一個身分是Instagram的內容創作者。小學開始，她與同學們開始接觸社交媒體，也會在YouTube分享一些內容，而遇到不懂得如何使用時她會向家人詢問，因此家人知道她開始使用社交媒體。中學四年級時，她開始更認真地製作視頻，並透過YouTube發布，記錄自己的生活。但當她分享的內容被更多人看到時，她發現學校的Secrets page（可匿名投稿留言的主頁）多了談論和對她不友善的評論，有時這些匿名的不友好評論甚至會波及她的朋友，「當時都超不開心，現在想起來也很難過」，她回憶道。頌恩說，慶幸當時大部分時間是在線上上課，不用頻繁地回到學校見人，否則因匿名評論，可能會在見到同學時都想「他是不是笑我的人呢？」面對壓力，頌恩與家人和朋友談論這些煩惱以消化情緒。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陳英杰表示，除了以「Secrets Page」這種完全匿名的專頁設置以外，社交媒體上的一般帳戶實際也有一定匿名性，「你完全不知道一個帳號背後是什麽人、是真還是假」，他說這種生態令使用者自我表達的靈活度變高，但也存在「去人化」的效應：「你好像感覺不是對着一個人在說話」 ，這便使得網絡欺凌的現象更難以制止。

頌恩回憶，自己所就讀的小學及中學都沒有對社交媒體使用提供指引，中學時因「secrets page」的影響力變大，學校老師知悉類似專頁的存在，也在晨會時提及注意，但實際學校規管非常困難，若被要求結束專頁運營，只要重新再開另一個帳戶仍可繼續。她說，與其嘗試控制，學校應為學生提供指引，解釋對社交媒體使用限制的理由。她在收到不友好評論之後，斷更了一段時間，中六時因課業繁忙，就停止了YouTube更新，直至大學三年級，她開始轉向在Instagram分享自己的生活。短片的內容製作更便捷，能夠較快地建立起觀者對她的印象。現時她在Instagram拍片分享生活和旅行見聞，而過往的經歷以及大學新聞系的課程令她對於「一句話的力量之大」認識深刻，因此她在分享內容時會謹慎考量，希望能夠帶出有意義的思考。譬如當她分享北海道的咖啡店，不止是分享某一家探店經歷，而是嘗試講述當地會供應咖啡到很晚的文化緣由。現時她則要面臨新的挑戰，由於Instagram的推送機制會令她的內容被非關注者看到，所以也常要面對較嚴格的評論，而又因目前她暫時以內容製作為職業，內容關注量與可賺得的金額掛鈎，使她額外關注內容的互動量數據，不時為之感到焦慮。

陳英杰認為，社交媒體確實帶給年輕人多一些途徑去自我表達，這種嘗試不止需要學習拍片，也可能要與不同人合作，要有創新、進步的想法，因此可以令他們受益。但同時，他們也需要對於「自媒體」的含義有認知，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信息接收者只需要判斷資訊的真偽、內容的合適與否，「譬如電影已經分三級」，當青少年成為信息發布者，就更需要注意自己的分享對於觀者的影響。

平台監管機制矛盾 漏洞難補

家長教育工作者Eric提到海外青少年跟隨「挑戰」趨勢（挑戰發起人以影片形式分享自己的行為，令觀衆模仿的網絡熱潮），發布涉及危險行為的影片而不自知。他認為由於缺乏機會、時間去自主地接觸真實世界，青少年對於判斷是非、安危的認知能力有限，而透過社交媒體表現出來。香港教育大學社交媒體分析研究團隊（SMART）的趙明明教授表示，青少年大腦仍在發育過程中，連接和反應速度較快，平均而言，他們比成年人更常在仔細思考前就行動，又因為青少年相較缺乏現實經驗但有極豐富的網絡經驗，因此在使用社交媒體時也更容易顯現問題。

對於如何應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問題，趙明明認為理想原則是保留積極影響並減少傷害，擁有海量數據及尖端人才的社交媒體公司有能力進行更縝密、細緻的規管，譬如將信息傳播、點贊等互動行為所需時間多2秒鐘，就能大幅減少有害信息的傳播與對情緒的影響，但由於這些行為與社媒公司盈利模式相悖，因此最終才需要透過政府規管。他認為這次澳洲的嚴格禁令或也是對於社交媒體公司的警示。

不同平台確有進行青少年使用限制的改進，2025年2月Meta公司旗下產品的青少年模式推廣至亞太地區，為保護13至17歲青少年設定限制不公開帳戶、顯示適合年齡以及管理使用時間。所有16歲以下青少年帳戶都會被轉為不公開帳戶，並限制陌生消息接觸；而青少年內容創作者則會因此失去專業帳戶報告、品牌置入內容等創作者運營所需功能，要在獲得家長許可後才可改變設定。然而平台限制的條件基於帳戶註冊時所填入的出生日期，這意味着在監管執行上會遇到漏洞。

公開帳號有助情緒支援介入

而據陳英杰觀察，公開帳戶內容並非全無是處，青協自2011年開始設立uTouch網上外展計劃，由前線社工透過網絡平台、社交媒體等主動尋找需要服務的青少年。陳表示，Threads在港興起，這個平台機制使得個人分享內容直接出現在「公海」，而不需要額外通過成為對方好友才可以看到，使得社工更容易發現有需要的未成年。譬如關注到有青少年用戶分享自己失眠，或近日火災之後會會出現閃回的畫面，他們就會主動留言表示可以提供服務，在Telegram有關注情緒健康的「圍爐」群組，青協職員也會在當中參與聊天。

教大 SMART團隊的谷明月教授亦表示，實證研究表明年輕人會有意識地使用社交媒體，譬如在不同社交媒體平台，面對不同受衆分享不同的個人經歷，這種在虛擬世界中探索自我表現的行為，是一種很方便地去學習現實世界中的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方式。她的另一個研究結果則顯示，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會引起使用者向上或向下的社會比較，向上比較意味着用戶看到很理想的生活狀態，內容、用詞本身是積極正面，但是可能因此造成觀者的壓力而減弱自尊；向下比較即人們對他人的負面經歷感到同情，這可能增强一個人的自尊，但也可能造成額外的情緒勞動。因此在對於「社交媒體使用會影響身心健康」的廣泛認知以外，仍需要嚴謹的研究與分析來令不同主體做出更恰當的規管，並使青少年對於所接受信息有判斷能力，即媒體素養的培養。

專家：與科技建立良好關係

「暫時沒需要走到這一步」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榮休教授李月蓮有超過20年關於媒體素養教育的經驗，她表示媒體素養議題的受關注程度亦有起伏，當社會出現較聳人聽聞的新聞時，傳媒教育也隨之受歡迎。一直以來，因並無强制要求，傳媒教育是在中文、通識等科目中加入相關元素，校園內學校老師的時間有限，沒有設立相關科目的話就難關注，又因傳媒教育的範圍廣泛，未必完全聚焦在社交媒體；若學校選擇與不同NGO或大學合作來進行教育，則可能遇到NGO的負責人想法轉變，資金轉到另一個項目，或負責的同事退休，項目就有可能停辦，這些都令關於媒體素養的教育力度並不足夠。對於學生家長而言，他們自己都可能不熟悉應如何教育，或自己也是使用上癮者。而青少年往往重視自己的同輩群體多過於大人、老師，因此在未成年廣泛使用社交媒體的趨勢中，教育方面的指引未必即時有效。

她所教授的媒體素養課程要求學生輔導另一名25歲以下的青少年建立媒體素養，透過不同學生的實踐經驗反思，李月蓮觀察到，只是製作幻燈片講解知識無法入腦，而跟對方一起記錄分析使用習慣，則更容易調動青少年對自己的社交媒體使用經歷建立認知（awareness）。在2018年的研究中，李月蓮與團隊發現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也不同，當中尤其小學升中學時風險較高，因學生要轉換學校，感覺自己長大了，也有在新環境認識朋友、建立自我形象的需要，社交媒體提供了去看和被看到的途徑，但他們在使用上仍未成熟，李月蓮用比喻來令學生更理解當中利害，「社交媒體是個江湖，多姿多彩但都有風險」，她認為媒體素養的建立核心是要與科技建立良好的關係，技術會不斷演進，而我們需要適應、進步，對於禁令，她覺得是「暫時沒需要走到這一步的」，而是希望盡可能將手頭工作做好。

而家長教育工作者Eric則表示，他觀察到手提電話或社交媒體使用是引發家長與未成年爭執的常見問題之一。澳洲的禁令是「行得好前」，執行起來會比較複雜，但是一種態度表明問題的嚴重程度。但他認為社交媒體的使用只是一種表象，尤其在香港，重視追求效率、對未成年的要求嚴格的環境中，兒童缺乏實際機會探索真實生活與環境，家長也可能因事務繁忙，會在明知潛在影響下仍允許其子女看手機，以即時、較簡單地解決孩子情緒問題。但當兒童逐漸將社交媒體視為與世界的連接，又表現出沉迷使用的情况時，家長再透過規定使用時間等方式管理就只會造成衝突。Eric認為，在處理社交媒體使用的背後，仍需要關注孩子自身的心理與情感需要。

文˙ 甘沐青

{ 圖 } 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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