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看中醫達人}趙永佳 賣中藥要識玩雜耍？ 中醫父親引好奇 啟社會學大門

【明報專訊】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於12月10日開始運營，當中六成半是公營服務，而隨之在12月18日發布的《中醫藥發展藍圖》則進一步詳細列出中醫藥在服務、文化傳承、產業化等方面的發展目標與政策。對於社會學研究者趙永佳來說，這條中醫專業化的路，早在他從父親的中藥店的好奇開始，透過社會學的視角理解中醫從業者、制度支持等，他的個人經驗與研究過程交織在一起，從中可窺見香港中醫藥從不被認可、監管，到設立註冊、開辦課程，再到近年專業化發展的進程。

六十年代 醫師走埠表演兼賣藥

「嘩給小孩子吃有無搞錯！」趙永佳回想起小時候被身為中醫的父親用西藥治療時如此感嘆。有一次因為喉嚨痛，父親着他吃藥丸，吃完立刻見效，哪知原來是抗生素四環素，吃完便一連幾日睡意連連。當然家中有時也吃父親開的中藥，譬如弟弟臉上起了暗瘡，父親給他開六味地黃丸，吃一兩周就消退，印象中依稀記得有病人不時來找父親看病，「但究竟他是不是會呢？」是趙仍不能確定的問題。他講道，父親更早期的時候，在1960年代每年都會去南洋走埠，表演雜技、搭棚唱戲、玩魔術等，表演結束後就開始賣藥。他仍記得有個叔父說：「你爸爸那時候心口碎大石好厲害。」他知道父親曾跟師傅學習中醫，也記得跟父親去街上擺檔，他首先會變魔術，吸引路人駐足，後來再問蹲下來的人是否頭暈等，一併賣藥，「其實我覺得都幾偏門嘅」。

這種疑惑，並非只來自較靈活的「中西合璧」或招徠手法，也跟當時的制度背景相關。1960年代英殖時期，中醫資歷並未獲正式承認，當時正式醫療體系都是以西醫為準。他家緊鄰診室，那裏掛着父親執業的證書，也只是寫着herbalist（賣草藥的人），而非醫師。

回看這些經歷，趙永佳形容，當年的狀况比較混雜，「可能也有很傳統、正規的中醫，但整體來說，你可以看到當時完全沒有專業化」。這種在制度邊緣運作、專業身分模糊的狀態，成為他對中醫的最初印象，也種下了疑問。社會學則成為趙永佳理解這些疑問的重要視角。

「不專業」的專業社群

中學時他喜歡讀歷史，自稱「史佬來嘅」，他當時的中史老師教授唯物史觀，啟發他的興趣，於是在中六的暑假花上1、2個月時間在公共圖書館研究清朝歷史中關於資本主義的討論，這些探索令他開始從結構與脈絡理解社會。入讀港大社會科學系後，他曾嘗試修讀管理學，最終被一群志同道合的師生影響，選擇主修社會學，他尤其對於從宏觀視角理解社會變化的發展社會學，以及現代化理論感興趣，對中醫的興趣也始終存在。

讀本科時，他有一次偶然參加父親和中醫師朋友的周年聚餐，一些叔父對他說「你爸爸幾威」，然後又講自己「幾威」，談笑之間令他對於中醫作為一個職業社群（occupational community）產生興趣，「當時沒有專業證書、沒有讀大學，可能你在行內都有知名度，有人介紹就可以，到底怎樣才能撈得掂？」這成為他第一個想解決的疑問（puzzle），中醫的職業社群是怎樣的？在80年代的研究風潮下，他的碩士論文研究香港工人階級集體行動，他說：「其實現在可以想得通，這些不同的研究其實可以聯繫在一起的。」

千禧年後以社運視角研究中醫

在2000年前後，他遇上重新解決關於中醫群體疑問的契機：當時有不少人在做比較「硬」的題目，如關於階級、社會運動的研究，反而令他思考的角度更開闊，把純粹以文化或效能去思考中醫的角度，拓展到一種社會建構的認識，對於健康、身體的不同認識，正好有學生想研究中醫群體，他便建議用社會運動視角來研究中醫被納入主流制度的發展。

在趙永佳看來，1997年回歸以後，中醫得以進入主流制度，「變動的出現令一件事從社會的邊緣慢慢主流化，這就是社會運動裏面有政治機遇的理論」，同時因為回歸之際部分民族主義的加持，中醫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得到國家層面認同，或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都難以否定其地位。而當中醫發展被列入《基本法》，註冊制度和培訓課程亦逐步發展，甚至中醫也可以寫假紙，「這個都好重要」，他笑道，一開始的疑惑暫被解開，他便慢慢放下了題目。直到2015、2016年的時候，政府建立中醫院的倡議被聯名反對，反對聲音的主要來源竟然是年輕一代的中醫從業者。於是新的疑惑再次引起他的好奇：「為什麽中醫會反對中醫院呢？」他與另一名出身中醫世家的學生合作，研究當時中醫從業者的專業角色。深入研究後，他發現部分年輕中醫更認同傳統的「純中醫」執業方式，而對於中西醫融合的觀念持保留態度，而這種執業想像的不同，最終落在從業者的身分認同上，他感嘆這是「一國兩制之下才會出現的」：由於香港保持了的一些既有社會制度，「講得不好聽一些就是西醫霸權，好聽一些就是保持了所謂純中醫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又與從業者的身分認同關聯起來。香港獨特的制度設計使得中西醫之間有更明顯的區隔，因此這種「純粹、傳統」便被部分從業者視為身分的表現。中醫在香港的發展似乎就這樣記錄着本地制度設計的變化。

公眾接受度提升 中醫變主流醫療選擇

趙永佳不止用社會學作為理解制度設計的工具，也研究公衆的就醫選擇和對中醫的看法。他認為中醫原本是香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並非像氣功或香薰治療在美國是一樣新奇的存在，尤其較年長的群體會更偏好、習慣選擇中醫，部分年輕群體或許將其視為偽科學，但也有年輕人重視養生，與中醫所承載的世界觀比較契合。但更多時候，除了觀念以外，市民對於看不看中醫是由一種實用性的效果來決定的。正如趙永佳自己的經歷，「可能是那時候爸爸給我吃太多抗生素，有了抗藥性，後來我吃一兩個療程的抗生素可能都是沒用的，吃幾劑中藥可能就好」，因此中醫成為他一般的就醫選擇。而至今年，他確診前列腺癌，分別諮詢中西醫的治療方案後，決定借助中醫來調理身體以輔助手術前後的身體需要，這親身的經驗令他意識到「現在確實同以前對比很不同，原來中醫可以很專業地去支援一個癌症病人」。

他近年的研究也進一步發現「效能」的影響力，使得中醫在疫情中的使用率、評價變好，以及年輕人對於中藥的接受度也提升。當未知的疾病來襲，疫苗、消除病癥的Panadol以外，重新印證了中醫藥的效能，「這在香港並不是一種另類的醫療，而是一種主流，只是主流中沒那麼大多數的醫療方案」。當然他也從不停留在簡單的歸因，而是回到細緻的結構考慮，「這些效能的呈現，也有它所謂社會制度、政治的背景」。這不止聯繫到政府的防疫物資包、內地工作隊來港等政策推動，也反應市場因素的改變。他觀察到近年中醫診所的數量增加，「現在沒有一個數，我們其實應該要做的」，他補充道，當在附近商場就能找到中醫診所和藥材店，「真的可能多過7-11」，就診不必排隊太久、有醫療車的補貼服務，雖然公帑補貼的服務較少，但私營市場的供應較為充足，由此市民接觸中醫的機會就會變多。

新策推動 中醫發展仍存困惑

做中醫相關的社會學研究已20餘年，關注專業群體的角色、中醫專業化的動力、市民就診的偏好，但趙永佳並不滿足於以學術研究認識世界，而是期望能透過研究產生實際影響。他曾為通識科創立提供不同建議，近年又關注青年研究及生涯規劃議題，看似不同領域的議題，都包含「做出改變」的嘗試。

近幾年政府就中醫發展的內容進行詳細規劃，《施政報告》裏提出建成、運營中醫醫院，又發布《中醫發展藍圖》，這些似乎與趙永佳的研究在同步進行，「改變」似乎一直進行。他說：「可以這樣說，但我不算是建制裏面的人，只是專業化的方向、政府、一些大的專業團體想做的跟我想見到的一樣而已」。 在宏觀的規劃之下，他關注可能被忽略的細節。他把近年對年輕人職涯規劃的的研究與中醫發展放在一起，關注年輕中醫的生涯規劃，嘗試研究目前的中醫學生是否準備好就業 （career ready），他注意到，目前中醫私營診所佔九成，不少中醫學生畢業後將直接進入私營市場，而非先在公營體系累積經驗，這要求學生對獨立經營一間診所的能力有額外認識，但相較於西醫教育中對生涯規劃的重視，中醫目前的教育模式仍更注重知識傳授。

此外，他認為中醫的專業化不止在「西化」或「科學化」的討論，而要關注技術與管理模式的現代化，儘管已經有發展藍圖，但新制度的標準如何訂立、如何在標準化的進程中保留和容納多樣性仍需探討。中醫的本質講究辯證論治，臨牀治療的指引應當如何設計，才能有空間考慮每個患者的個人體質；而對於體系化的資質認定只强調學院派，或許也會損耗「師承」體系所累積的洞見，「以前是太混雜，現在會不會太過單一呢？」在新政策推動之下，關於中醫發展的困惑仍然可以引發無盡的社會學好奇，亟待業界的不同聲音。

作為社會學者，趙永佳用一個比喻來形容社會：「好像一間有四面牆的房子。四面牆不會那麽容易倒塌，正如一個人無法改變社會，你只是把牆上的磚頭弄鬆動一些，嘗試在有限的空間裏去尋找自己生存的辦法。」

文˙ 甘沐青

{ 圖 } 鄧宗弘、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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