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張鎮宇：火災陰霾下的韌性：2025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的結構性分析
【明報文章】2025年立法會選舉已於上周日順利結束，全港最終投票率為31.9%。本次選舉特殊在於，大埔的火災悲劇構成本次投票的核心背景。作為一宗社會關注度極高的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不可避免地成為評估本次選舉的重要變數。如何在這一特殊社會氛圍中客觀評估選舉結果？本文試圖從公共政策結合統計分析的視角，對這場「非常態」下的選舉簡要分析。
災難事件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機制
在政策學界，重大突發事件與投票率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研究焦點。有文獻表明，公共災難通常會對選舉產生「去動員化」（Demobilization）效應。這種抑制作用源於多個相互關聯的機制。其一是實質的物理阻隔，包括交通管制或基礎設施受損；其二是心理層面的衝擊，即災難引發的集體焦慮使選民將注意力從公共事務轉向私人領域的安全需求，從而降低政治參與意願。此外便是資訊環境的改變。公共危機後，媒體議程被災難消息佔據，選舉議題的曝光率下降，候選人競選活動暫停或調整，減少了選民接觸選舉資訊的機會。這些機制在實際情境中往往相互交織，共同塑造突發事件對選舉動員的複雜影響。
以美國為例，有實證研究顯示，重大災難通常會使受影響區域的投票率出現顯著下滑。縱火案發生後，受影響縣份在隨後的總統選舉中投票率下降1.3至3.7個百分點；槍擊案導致投票率下降約0.6至1.8個百分點；自然災害則導致投票率下降約0.1至0.5個百分點。當災難發生地距離更近、且發生時間臨近選舉日，這些效應會顯著加強。
考慮到本次大埔火災的規模及其發生時間距投票日不足兩周，理論上極易對選民情緒造成負面衝擊。同時，火災後的競選活動暫停，增加了候選人資訊傳遞至選民的成本，進一步強化對投票率的負面衝擊。
投票率的結構性變化
儘管存在上述預期，本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卻呈現較強韌性。通過對兩屆選舉數據的對比分析，可以量化這種變化的統計學意義。
從整體層面看，全港投票率從2021年的30.2%上升至2025年的31.9%，增幅為1.7個百分點。在約400萬選民的基數下，卡方檢驗顯示這一增長具有顯著的統計學差異（p < 0.001），排除了隨機波動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這種增長呈現出各區域的普遍趨勢。在10個地方選區中，除九龍西選區外，其餘9個選區均錄得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增長（P<0.0001）。10個選區整體的配對T檢驗依然實現相同的顯著性結果。這一廣泛的增長表明，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意願正在穩步增長中，社會整體的政治效能感並未因突發事件而受挫。
區域差異分析
深入的分區數據分析揭示了投票率變化的空間異質性。投票率增幅最大的前4個選區均位於新界地區：新界東南（+5.06個百分點）、新界北（+3.09個百分點）、新界西北（+2.81個百分點）及新界東北（+1.26個百分點）。首先，新界東南增幅較大可能與該區居民構成變化有關。推測該區近年來新建住宅項目吸引了較多中產階層遷入，而「將藍隧道」等基礎設施的啟用改善了交通條件，促進了本地的投票意願。其次，新界地區的整體強勢增長可能與「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實施相關。該策略涉及的交通、房屋及經濟發展議題顯著提升了新界居民的利益相關性，從而提高了投票意願。同時筆者也猜想，隨着「北上」現象近兩年的火熱，離深圳較近的新界居民有更多機會前往內地，這有可能促進居民對國家發展的認可，並促進投票積極性。有理由推測，隨着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深入推進，下一次區議會與立法會選舉中新界地區的投票率可能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大埔所在的新界東北選區。該區選民結構與新界北、新界東南相似，理論上應有潛力同步實現3至5個百分點的增幅，但最終增長1.26個百分點。這一差異大概率與大埔火災的地理影響有關。合理推測，若無此次火災悲劇，新界東北投票率增幅亦可能達到3至5個百分點。而在受火災影響的情况下仍實現正增長，已屬難能可貴。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九龍西選區，該區投票率從2021年的31.40%微降至2025年的31.11%，降幅為0.29個百分點。考慮到該區約34萬選民的基數，這一波動在統計誤差範圍內，不具有統計學顯著性（P=0.174），屬於全港唯一保持結構「靜止」的選區。同樣，鄰近的九龍中的增長幅度（+0.53個百分點）亦為增長區中最低。筆者推測，這些成熟選區的動員網絡在2021年已實現充分的選民動員，2025年難以進一步挖掘新增選民。同時，相較於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願景，九龍西作為高度發展區域，缺少能夠顯著激發投票熱情的新議題。
拉力與推力的角力
綜上所述，2025年立法會選舉的結果，是負向「推力」與正向「拉力」激烈角力後的產物。
作為「推力」，大埔火災構成了最大的影響變數，在心理上製造失落感，並提高了選民的選舉資訊獲取成本。理論上，這應導致投票率的顯著下滑。然而，作為「拉力」，政府高強度的宣傳動員、各選區內候選人增加帶來的競爭加劇，以及「由治及興」敘事下的發展預期，構成了強大的對冲力量。這種對民生改善的強烈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短期的政治冷感與災難創傷。
最終31.9%的投票率，是在巨大的社會創傷背景下取得的。若無大埔火災悲劇的影響，本次選舉的潛在投票率本應更高。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投票率依然實現顯著增長，證明香港社會的健康政治參與正在成長，選民的理性參與意願具有相當的韌性。
展望：將關注轉化為治理紅利
選舉的結束是新一輪治理周期的起點。辯證地看，對新一屆立法會而言，大埔火災的善後既是挑戰，也是重塑政治信任的契機。
首先，危機處理能力是檢驗治理水平的試金石。新一屆立法會履職伊始，首要任務便是監督並協助政府妥善處理善後工作，包括受災群眾安置、事故原因徹查及公共安全法規的完善。若議員能展現出高效的問責能力與解決問題的決心，將此次災難轉化為城市安全治理升級的動力，這種「可見的治理成果」將極大增強市民對新選制的信心。
其次，從長遠來看，投票率的持續走高有賴於人口結構紅利與治理績效的良性互動。隨着各類人才引進計劃的實施，新融入群體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將成為新的政治增量。筆者預測，隨着更多新來港人才獲得永久居民身分並具備投票資格，未來立法會選舉的參與度有望進一步提升。而要固化這一趨勢，關鍵在於讓選民確信，手中的選票能夠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與政策紅利。
2025年的立法會選舉，在火災的陰影下依然展現出了社會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這證明了香港社會在面對創傷時，依然保有尋求理性表達與建設性發展的內生動力。
引用：
Marsh, W. Z. (2023). Trauma and turnout: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raumatic event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17(3), 1036-1052.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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