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教師（系列6）：轉教Band 3的Astrea：「人不是工具」

【明報專訊】今時今日，主動由收生較穩定的band 2學校，轉往隨時殺校的band 3任教，未上任已預算「下年都要提早部署（再找工作）」，無疑要下大決心。

跟Astrea聊天，談找工作，談任教落後班別、處理學生拍拖、同事出卷失誤、跟學校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場倫理對話。Astrea說舅父對自己影響很大，「舅父為人正直，實事求是，所有嘢對得住良心，對得住人」。

也許是這份對正直的重視，給予Astrea轉校的決心吧？

畢業那年4月，到屬於band 2的A校面試，「第二日就畀offer，所以就無諗（其他）」，答應了A校。有人勸她還有時間，可再找找條件更好的，她卻認為不應爽約。

Astrea選教中學，因喜歡跟較成熟的學生在學術上交流，在決定簽約時，還向A校確認了自己教的班級會包括高中，哪怕只有一班。不料，開學前幾天收到工作分配，發現全是初中——而且集中在成績落後秩序差劣的班級。

震撼教育第一課

Astrea從我帶來的繪圖書中選了有多棵樹木的一頁（圖1），在正中塗了棵大樹，表示師生均要好的環境成長。她當老師的期待是「可以關顧學生，令佢哋鍾意中文，做個好人」。

現實未必如圖畫般柔和，給Astrea上震撼教育第一課的，是那班中三：「第一個上課天的第一節，我還未開始做任何事情，便有學生拍枱罵我，原來他們一向是會拍枱、掉櫈的」，強裝鎮定其實暗中手震抹汗，「後面的課節都無辦法好好介紹自己，整天魂不守舍，不知自己是怎樣度過的」。事後她終於明白幾天前同事的一句：「得㗎啦，控制到佢哋得㗎啦，加油！」原來這班學生有眾多特殊學習需要，「用了差不多半個學期去揼discipline……開頭就罰，後尾做得好就加一分」，仍未有認真教過什麼內容。

我以為聽下去，是個菜鳥如何悲慘惶恐失去自信的故事時，她話鋒一轉，「多得有經驗同事的示範和陪伴，我漸漸讓這班學生坐定」，Astrea感謝伙伴的支持，無論是來班上觀察的教育心理學家，抑或這班的班主任種種配合，學生由「開頭唔鍾意（參加），話我唔玩啊」，到後來主動要加入她的獎懲計劃，甚至會問「點解淨係得佢有得扱印（蓋章）？」Astrea開始站穩陣腳。她在上學期後半已可以開始教學，還會用有軌電車難題、廣告片段等引起學生興趣，「學生甚至還在課上學了點東西！」考慮到其他老師「唔想接呢班」的前提，Astrea算是成功過關，有在此生存下去的能耐。

教班分配不公平

正為Astrea克服難題高興，她卻不表慶幸，「都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做到（管好這班中三）……（但）其他兩班都各自有好多事要處理」。她用了大半精力去處理中三，自覺無法對其他兩班中後段的學生盡上義務，「覺得個分配上好唔公平，唔應該一個老師全部帶晒差班……話係（讓老師）學習嘅機會」。站在Astrea的立場，固然替她辛苦，而站在學生的立場，這似乎也非好的安排。

Astrea在A校其實也遇到關心她的同事，「見到你（教3班差班），都會話：『真係好耐無見過呢個配置……需唔需要幫手呀？』」既然如此，我請她從決策者的角度想想應該怎樣安排，她停頓了兩秒，「我感同身受地feel到個情况，覺得再平均啲會好啲……（即使任我決定）我都唔會揀晒全部好班」。除了公平，她也認為每名教師都需要明白落後學生的情况，「我會想知道學生𠵱家咩情况，（以便）改變政策推行得更好，所以我要去實地feel到啲（落後的）學生咩樣」。况且，未能顧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也無法留住人才，「同事好辛苦下年又走，我唔會想係咁……對學生都唔係好事」。

縱使我們無法在此訂出一種萬用的分工方式，然而要如何讓人心服口服，「分配的正義」——斟酌付出和收穫、權與責是否相稱，對所有組織都是考驗。

決策者誠信重要

決心轉校，Astrea在band 3的B校覓得一職，對方給她的印象不錯，「Interview feel到佢哋……對新入職老師都respect」，對方亦發現她的能力跟學校需要匹配，「睇中我識照顧SEN同照顧學習差異，我喺呢方面係擅長啲嘅」。

A校在學年末收到她要轉校的消息，專誠找她談，解釋之前的安排，邀請她再三考慮，「佢哋畀嘅理由係我讀緊master，驚我辛苦，諗住我捱多一年先再畀一班高班我教……但大家都知喺嗰度，教高班舒服啲（笑）」。她去意已決，心如止水：「想走嘅決心都大嘅，就無講啲咩，問我咩都話係呀係呀。」Astrea解釋她對決策者誠信的執著，「佢之前應承嘅嘢無實踐到，今年同我傾嘅嘢都未必係咁樣……無辦法擺好多信任喺佢身上……講嘅嘢每次都唔一樣」。其實在收到工作分配時，她沒想到在未有預警下校方不但承諾落空，甚至沒人來說明原因，對Astrea來說，是基本的尊重也欠奉，而今校方種種解釋和承諾，讓她更不以為然：「雖然話下年可能會畀啲好班你呀，但聽到會更加唔開心，話肯定你能力啊，所以下年畀啲精英班你呀。即係我點解要用精英班去證明我嘅能力，明明我今年都做得好好。」

有趣的是，原來Astrea轉到B校最終也未能如願教授高年級。「我其實唔係話一定要教高班，但係我只係想要被平等地對待，因此（教什麼班）呢個層面我又無話特別執著。」她解釋決心離開A校，是「人夾人，多過公唔公平」——她所說的「人夾人」，很大程度是對管理者是否有信任的基礎，信任甚至比眼前利益更重要，「我唔係好care perm唔perm（是否成為常額教師），con唔contract（是否成為合約教師），我想要搵一間做得落，老師嘅利益都會諗埋嘅學校」。於是，她用腳投了B校一票。

面試安排引想像

Astrea在A校堅持要學生坐定學習，她的學生初期叫苦連天，後來卻漸漸接受了她，甚至「警告」她：「喂，你唔好畀人炒喎！」結果她炒了學校。

如果說離開A校她只有99%決心，剩下1%大概是她的學生。她含糊其辭告別說自己「另有發展」，「我臨走都無同學生講呢件事（問：點解唔同學生講離開嘅真正理由？）因為小朋友唔需要接受啲咁殘酷嘅現實（笑），我自己好鍾意細路，唔希望佢哋睇到呢間學校唔好嘅嘢，佢哋嚟緊仲有好多年都喺呢到讀書」。

轉到B校任教兩個多月後，我問Astrea認為自己的決定正確否，她說雖未教上高年級，但感到新校較重視誠信，尊重同事。只是，A校舊生的聯絡卻讓她矛盾，「（開學後）佢哋打電話過來，令我懷疑自己係咪正確選擇……問我點解無啦啦走……都有講好掛住我嘅上堂方式，問我可唔可以返去」。Astrea並不自詡教學完美，然而學生的確適應了她的方法、跟她建立了信任，她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與心志，設若因失去信任基礎而斬斷連結，對學生、前線教師，以至學校整體來說，都是一種損失。

對比之下，B校面試的安排令我們對管理者與前線老師的關係有更多想像，「（面試時有個準備退休的老師）一齊interview我，都幾特別，佢揀佢嘅接班人」，學校管理層大可自己決定要選哪個候選人，B校卻似乎認為這個即將離職的老師也應有份決策，這種重視社群成員參與的文化，多少解釋了Astrea寧從band 2學校轉到band 3的選擇。

雖然已是6、7年前的事，Astrea仍記得高中修讀ERS（倫理與宗教）學過的倫理原則，例如「人不是工具」。跟她暢談，我不擔心她對專業原則沒有自我要求、甚至「失德」，反倒在她身上發現，假如忽略教育領袖、教育管理決策者的行為也需符合倫理的期望，對下一代的教育也不見得是好事。

後記：教育管理者要有「倫理領導力」

就如公眾對大埔火災的關注焦點，除了曾否有地盤工友在竹棚抽煙，也詰問有相應權責的人如何訂定大廈維修的政策、如何革新投標生態系統防止貪瀆、如何讓居民早已吹響哨子的問題得到實質跟進；近幾年對前線教師個人專業倫理/德行的關注不少，然而公共討論對教育管理者、決策者的倫理與德行，卻處於失語狀態，對於整個社會的教育事業而言，後者卻是塑造集體文化的關鍵（Dobel 2018）。

Astrea的經歷，可從「倫理領導力」（ethical leadership）的討論中得到啟發：領袖應在決策與行為上遵循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則，言行一致具誠信，透過尊重員工來建立信任，以促進員工的委身，建立健康的組織文化。Astrea要求自己做個正直的老師，也期望領袖在公事上的行為同樣正直，說穿了，道理並不艱深，權力愈大責任愈大，萬一一個專業是由不受這些倫理原則約束的人，去督導前線人員有否失德，難免予人荒謬之感，唯有「問咩都話係啊係啊」以對。

領導的基本倫理——促進透明、公平公正、誠信的文化植根於組織之中，正呼應社會大眾對各行各業失德傾頹的焦慮。你認為在你的行業領域中，你的leader（以及他們的leader）處事ethical和professional嗎？我們應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以保證他們不至失德？

Dobel, J. P. (2018). Public leadership ethics: A management approach. Routledge.

策劃、文˙潘宇軒

受訪、相片˙Astrea

插圖˙Alice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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