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望：中美越頂外交和日本中等強國盟主志向 ／文：張望

【明報專訊】在中日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東亞國際政治呈現出峰迴路轉的劇情。

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在國會上將「台灣有事」視為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事態」，使中日雙邊關係迅速惡化。然而情勢隨着中美元首互動而急轉。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26日）披露，在中美元首通話（11月24日）結束後，特朗普和高市通電話並要求日方在台灣問題上保持「自制」；日本政府雖對外極力否認這一報道，但這一中美日互動已令日本輿論譁然。這一方面反映出日美關係中權力不對等的現實，也使東京不得不重新思考目前的中美兩強結構並重新校準自身之定位。

日本面對中美的矛盾心態

中美對日「越頂外交」並非今日才有。1970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堅信尼克遜政府不可能同中國建交。然而1972年2月尼克遜訪華，同年7月當選首相的田中角榮隨即火速前往北京，與中國磋商邦交正常化問題。同樣，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時專機直飛中國，「過日本而不入」，一度令日本國內輿論產生難以名狀的焦躁與失落。換言之，今日之日本感受到中美元首對話所帶來的外交壓力，其歷史源流可追溯至半世紀前。

那麼，在特朗普2.0時代日本會如何面對這一新局面呢？去年秋，在由日本地緣經濟學研究所（日語：地經學研究所）主辦的國際論壇上，筆者就已留意到一新趨勢：即中美兩國學者代表均未被邀請出席，取而代之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澳洲等中等國家代表登台演講。討論中不乏對全球供應鏈重構的焦慮與區域安全風險評估的警覺，但更深層的意義，是日本戰略學界正有意識地構建一種「去大國化」的安全政策對話平台，強化自身在印太地區中等國家網絡中的「盟主」角色。

這一新趨勢，和日本對當前國際格局的判斷密切相關。一方面，面對強調「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的外部壓力，日本內部在安保和經濟等領域對美國產生不安，對「美國優先」政策的不可預測性有所警惕。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防範持續，儘管兩國經濟聯繫緊密，但在安全政策上依然維持軍事制衡（balancing）的立場。在對美信任滑落、對中戒備不減的雙重夾擊下，日本轉而尋求以中等國家（middle power）之間的協作，打造一種不依附大國的戰略緩衝帶。

本次的中日外交危機，尤其是中美首腦會談後的對日漣漪效應，無疑將加速日本向這一方向轉型。日本，顯然不願再當中美兩強之間的調和者，而是試圖在區域事務中以中等國家群為軸心設定議題、主導規範、協調成員，藉由制度的主張來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前駐華大使建議加強和其他盟友關係

中等國家盟主心態在近日日本國內輿論中亦可察覺。前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11月底接受日本朝日電視台訪問時指出，日本必須認真面對「美中之間可能出現交易」的現實。他更主張，日本應在此背景下深化與韓國，澳洲等其他亞太盟友與伙伴的關係，並思考重新構築未來二十年的對華戰略。這番談話，在日本國內引發廣泛討論，因為這點破了長久以來日本外交的核心矛盾：即中美在大局上作協調，日本到底是受益者還是被邊緣化者？

11月下旬的中美日外交動態並非偶發，而是東亞國際政治權力重構的縮影。中美元首通話與美日領袖互動所產生的效應，使日本意識到自身在大國縫隙中的敏感地位。日本在中美之間總是處於兩難位置：中美一旦靠攏（無論是戰術性的還是戰略性的），日本可能面臨外交空間被擠壓；若中美緊張升高，日本則可能被迫選邊並承擔更大風險。在兩難之間，方興未艾的日本中等國家盟主志向是對兩強壓力下的反應，也是尋求新時代戰略自主表現。

張望–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學術院國際教養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