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烈顯倫：無事生非的女同志人工受孕誕子案（下）
【明報文章】本文講述的是兒童K的故事，他與歐陽桂如法官的一個判決相關。在一宗必定算得上是香港司法覆核的可悲歷史上其一最奇怪、最徒勞的濟助（relief）申請裏，以K的名義（於法援支持下）提出申請，以「挑戰」《父母與子女條例》第六條和第五部分，及《生死登記條例》附表2下表格1（登記出生和死亡的法定表格）之「合憲性」（HCAL 2063/2023；高浩文法官於今年9月9日頒布判辭）。
今年6月，此案舉行了兩日聆訊，到今年9月頒下了巨大判辭，法官最終無法發出任何命令，因此他於判辭第256段「邀請」當事方就處理濟助問題的時間表達成協議。
若他不知道他應該發出什麼命令，那麼他在其判辭裏提出的論點和反駁，以及他所表達的反覆思考，又有什麼意義呢？腦海中沒有終點的爭辯？
在判辭第72至131段之間，法官（編者按：高浩文）仔細檢視歐陽法官的判決，貶低（belittling）她的宣告為「某種安慰獎（consolation prize）」（段88），最後說道（段130）：「我謹此對歐陽法官的觀點提出異議，因她似乎是從個人而非權利角度看待此事……簡言之，我認為該判辭所發出的宣告（declaration）肯定沒有實際效果（對任何法律目的而言），因而很可能屬錯誤。」
這令人嘆為觀止（breathtaking）。
高浩文法官是否自我組成一個「一人上訴庭（one-man court of appeal）」？他當然會否認。他費力批判歐陽法官之判決的目的，在某種神秘層面上，是因為它對他隨後討論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問題產生了影響。至於為何會這樣，則無法說明。
對兩條條例的「合憲性挑戰」
理性（reason）是無法跟非理性相配的。
涉事的兩部法例——《父母與子女條例》和《生死登記條例》——已存在於法典一段時間，尤其是後者。已經有數百萬份出生證明書遵照法定形式發出，並且每天都在繼續。至於《父母與子女條例》，它處理的是異性戀情境下的代孕，跟女同性戀關係情境裏的RIVF（互惠人工受孕）大相徑庭。
《父母與子女條例》和《生死登記條例》裏的表格1，在法典裏完全合法且「合憲」；直到在涉及女同性戀伴侶的RIVF環境中，出現有關家長身分的問題（不論是真實抑或虛構），然後它們就不知怎的變了「違憲」。
這一切當中的常識（common sense）在哪裏呢？
當中的論點，並非指向現存法規裏的條文違反了申請人K的某些基本權利；其論點是，因應RIVF已成為現實，立法機關（「政府」或行政長官）現在有「積極義務」（positive duty）於該些法規中做出規定，以容納（accommodate）對於K及其生母之「親子關係」的承認。至於此「義務」如何在立法程序裏容納，高浩文法官本人則未能說明。
合憲性挑戰是嚴肅的事情，不是律師的玩物（plaything）。
於本訴訟裏，究竟是如何涉及兒童K的基本權利？
在判辭第138段，法官列舉了K之律師所聲稱涉事的《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條文：人權法案第14和19條（「私生活/家庭權利」）、第20條第二款（「兒童權利」），及基本法第25條（「平等權利）。
以人權法案第20條為例，其中（相關部分）訂明：「（1）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需保護措施」及「（2）所有兒童出生後應立予登記，並取得名字」。
K之律師特別援引上述第二款。不過K已經登記，且已有姓名。那麼究竟是如何涉及「權利」呢？
相較之下，其他「憲法權利」（constitutional rights）甚至比人權法案第20條第二款更為遙遠，根本沒有意義去逐一探討。
於本司法覆核申請中，行政長官被列為第二利害關係方。
司法覆核作為法律程序，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香港特區之良好管治（good governance）；因此，濟助始終是酌情性的（discretionary）。
本案似乎是聲稱，行政長官在管治香港上有所不足：他未能履行其於現行立法體制裏的「積極義務」，即是使K之真實家長得到承認和登記。
這是荒謬絕倫的（grotesque）。
行政長官除了負有向中央政府匯報其施政的積極義務之外，他是否也須就此向本地高等法院法官負責（answerable）？
結語
此案恰恰符合莎士比亞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如果法律的紀律（discipline of law）得到遵從，那就不會給予啟動司法覆核程序的許可。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本報編輯所擬，原題為「”Who is my mother?”」；上篇刊2025年10月17日）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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