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扎根香港地 25載種子試驗田

【明報專訊】黃竹坑南臨海風、北倚山脊，曾有港島少見的農業用地：田畦連着魚塘，豬舍貼着菜圃，供應香港地的三餐。鄉里又分「新圍」、「舊圍」。相傳1841年英軍自水坑口上岸，問村名，答曰「香港圍」，香港之名遂廣為流傳。傳說未必確鑿，但此地確實曾是港島的菜籃子與記憶庫。上世紀30年代以後，伴隨都市化發展，浸水養蚊諸多不便，此地水稻逐步轉向旱地作物。再往後，海洋公園圈起山與海灣，香港仔隧道與南港島線相繼通車，大片農地逐步退場，僅餘小部分延續至今，1929年創立的高華花園便是其中之一。從自給農業到「中轉貿易」，再到「本地研發、重心外移」，它見證了香港農業的變遷，也延續那份對土地的執著。

微時間線

1840s：

港島南面（香港仔一帶）成為艦隊停泊補給港口

1950s – 70s：

黃竹坑山谷廣泛種菜、養豬；南區供應港島廚房

1970s後期 – 80s：

海洋公園建成、香港仔隧道通車，大片農地被收回改作基建與房地產

1997 – 2000s：

高華將主力由貿易轉為育種

2010s後：

本地園區多數因人手與成本問題停耕；高華將研發與試驗移往新界、中國內地（廣東、雲南）、台灣及泰國等地

種菜賣花 什麼也做過

本地農業育種專家、高華種子負責人謝天佑憶事過境遷、學農往事，總是語氣平淡。原先他旁觀並協助父輩打理園圃，自小與高華的園地建立連結。後來，原是為興趣購置的自留地隨着家業變遷，逐漸承擔起維生盈利的功用，他中學畢業後，赴美修讀農學。

回憶70年代中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植物生理學博士畢業的情形，「那時以色列和阿拉伯打仗，油價又升，經濟蕭條，美國本地保護主義加上石油危機，經濟滯脹同時教職銳減」，與當下時局有幾分相似。最終，他決定回流香港，在嘉道理農場做過半年，隨後接手父親留下的高華花園。「那時候回來要生存，我們什麼都做過。種菜、賣菜、賣花、賣貨，拿去街邊走鬼檔，還差點被差佬抓。」記者好奇問，莫非要謝博士親自去街頭賣自家花卉，「那時候，還有誰幫我？」謝反問。

沒有牌照制度的年代，種了花便帶去臨街擺檔，差佬不趕就算好運。不過他直言：「其實，一直都想重做種子，覺得種子的潛力大。」 這句話放到今天像是回顧的總結，但對70年代的他而言則是尚未展開的伏筆，逐漸將專業所學與自家土地重新連起。「後來大陸逐步開放，市場是很宏大，香港有幾家公司已經在菜種生意深耕多年。」最初轉投種子貿易，正值他的美國朋友需要在亞洲製番茄種，原本在台灣設基地，隨經濟起飛、人工高昂，不得不另尋成本更低的地方。番茄製種屬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他便因緣際會幫忙把項目推向大陸，也隨之深入種子貿易，美國、日本、歐洲等地的種子都在他手中流轉，就這麼到了90年代。

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後，內地的改革開放推升農業自給能力，海外供應商可直駐，謝天佑感到「香港做中間人這個位置開始邊緣化」。農產品源源不絕供港，香港過去「四處舶來」的中介角色逐漸失去優勢，他明白「若公司要在下一個紀元生存下去，2000年是一個大步。沒有自己的產品，只靠貿易，一定被邊緣化。」是時候求變。

千禧年後研究育種 邊學邊做

「事業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談起自2000年以來轉戰育種研究的歷程，謝天佑幾次提起這句話，語氣裏沒有豪情，只有一種長期作戰的平靜。

回憶初轉育種研發時的社會氣氛，他特別提及當時香港剛推行創新政策，時任特首董建華提出從「人力密集型」經濟轉為「智慧型」經濟，設立基金鼓勵科研。「不去創新，你怎麼製造財富呢？但社會普遍想法傾向找快錢，我就想去研發自己的產品。加上我也是科班出身，純粹坐着做買賣是不願意的。」

現實並不浪漫。從貿易轉為自發研究種子改良，幾乎等於從零開始——沒有政府補助，沒有育種專才，連研發架構都得邊學邊搭。2000年前後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他請來一批大學畢業生，「很多人沒有農業或育種背景，我就派他們去台灣的「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今「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受訓」。高華從那時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育種團隊與研發格局。「一開始什麼都沒有，走到今天都還沒看到路的盡頭。」謝再補了一句。10年，又10年。育種不是一年半載就能組出「爆款」的產業，從選育到穩定上市，以10年為計也未必能成就足夠成熟、被市場廣泛採用的成果。

在香港雖能繁育華南一帶的品種，但若要長期做種子研究，仍得向外走，「生產蔬菜和生產種子是兩回事」。謝天佑解釋，育種就像在原料池裏尋寶，要從地方品種中找出具潛力的性質或風味，再進一步改良。「以今天高度商業化的生產來看，華南地區的地方品種在產量、抗病、適應性等方面仍有欠缺，所以我們種子公司就有機會去改良它，轉移到第二地再改良、迭代。」由於華南地帶濕熱多雨、梅雨季漫長，高華便將部分育種工作轉移到氣候更穩定的地區。高華陸續在廣東開平、昆明、台灣與泰國設點，將育種研究的環節放在最適合的氣候帶，像是把有潛力的孩子送去更適合鍛煉成長的地方。「20年，我都沒有什麼好的產品出來。」他不諱言，「高華的工作可以說是仍未成功的，20年對育種來說，還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雖然這句話以「賣得到錢」、「改變供應結構」作為標準，但高華的研發路徑與着手的品種也在這段時間走出了自己的方向。

在地品種欠備份 風味難再現

地方品種為何要保育？地方品種，是一地民間智慧與環境互動長年沉澱的結果；它們常在風味、耐性與適應性上各擅勝場，但在產量、抗病層面參差不齊，未必能直接規模化商用。作為民間企業，高華的資源有限，只能針對特定品種、面向當下的農業市場調整。謝天佑也強調另一條脈絡：「保育香港本地品種是一個問題來的，那不是一個商業上可以維持的工作。那些工作我們暫時沒有能力去做，雖然很重要。」這條脈絡需要研究機構與公共種子庫去承擔——由研究機構把地方品種收進基因庫，為將來氣候變遷下的新病害與新環境留住可用基因。「如今本地已數十年無人種稻，要研究，種子從哪裏來？」他以香港稻為例：「幸好上世紀50、60年代政府曾把樣本送往美國基因庫，後來中大才得以申請回來；沒有備份，就等於永久消失。」

2012年前後，高華曾參與復育粉嶺鶴藪村的本地白菜「鶴藪白」。「這是香港一個原生品種，真的特別好吃，但市面上（現有的產品），個個都認為那不是（原先傳述的風味），我們就想要弄一個出來」，謝天佑回憶。這道題的難處不在「能不能種」，而在「怎樣的風味才算對」：早年對在地品種的形態與風味缺乏標準化文字紀錄，亦無種子庫備份樣本，村民與菜販只會說「不似從前」，卻難以具體描述差異。團隊經過復育工作，最後採取以「口述記憶」判定，請在地耆老現場指認，再把外觀與風味最接近記憶的一型留種。這個案子不以商業為目的，但算作保留地方記憶與風味的一種嘗試。

若從基因譜系與風味記憶出發，香港的菜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謝天佑亦解釋：「新界以前投入種菜的多是大陸來的移民，種菜是很辛苦的工作，本地少有人做這些辛苦的農務，早期以種水稻為主。」長期從事農業的多由潮州、增城等廣東地區遷移而來，他們帶來粵東一帶的栽培經驗與品種，在不同的土壤與氣候條件下慢慢變異，也隨時間滲入今日的在地記憶之中。「比如常見的荷塘芥蘭，就是廣東有個村鎮叫做荷塘，因此得名。」謝天佑補充道。

追根究柢，若執著於「何謂原生」則剪不斷、理還亂。與其強行劃界，不如將「重視地方品種」看作對風味與記憶的珍惜。種子好比流動中的錨，落地之處，便生出一代代人與空間的互動，留下特定的味覺感受與家常菜譜口訣。

不執著原生土壤 須考慮地理氣候

自謝天佑回港的70年代至今，香港人工與地租早已翻了數倍，單靠賣菜與種子，公司難以應付農業研發與生產所需的各項成本。大量農地在基建與房地產發展下被轉用，農業的生產與市場空間不斷被擠壓。他回憶，英治時期內地尚未向港大批供應蔬菜，那時人們對土地的想像仍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則必須更精細地思考「因地制宜」，甚至「因緣移地」。

對種子研究而言，關鍵不在「是否留港生產」，而在把研發與生產放置到最合適的地區。現今，南港島已不復見昔日的田畦，高華花園多數自耕地已停耕，成為公司的主力辦公空間，餘兩座溫室作為育苗園地，也與本地農商有所互動。主要育種工作轉移至新界與內地，市場重心也早已越過邊界。高華的轉變和育種思路，像蒲公英從一株散成多株，離開原生土壤與舊市場，卻在新的空間裏尋得延續的可能。

謝天佑觀察到，年輕人對農業確實關懷，「但多數停留在理想與體驗」。他認為現階段高華沒有宏大的計劃，在香港做農業與農學相關的研究，最大的障礙仍是人手與成本；然而，他並未失去耐心，香港已不再是單一的生產場，而是區域農業體系中的一個節點。「即是，我設計了一個產品，在哪裏製造不一定要黏在一起，我在哪裏做不要緊。」在更遠的地方，那些延伸出去的品種仍在田間生長。

文˙ 于惟嶼

{ 圖 } 曾憲宗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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