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遠：理性看待同性伴侶框架被否決

【明報文章】《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被立法會大比數否決，屬意料之內。《條例》一出，早被質疑「兩頭不討好」：同志不滿登記條件過嚴而權利保障又過窄；堅守異性婚姻的人則認為《條例》本身等於打開潘朵拉盒子，憂慮香港將逐步邁向同性婚姻道路，威脅傳統價值觀念的同時亦會引伸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

當輿論將《條例》與同性婚姻綁定時，其具體條文為何，早已不重要；是否贊成同性婚姻在港合法化，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儘管不排除有立法會議員基於選情考慮而投反對票，但在現時的香港，堅守傳統觀念的人顯然是多數派；意見書與表決結果，無疑都反映了主流民意。

從《基本法》的憲制安排來看，首先，終審法院在判決中對法律的解釋，具有終局性和決定性，對訴訟各方均有約束力。僅有3種例外情形可推翻終院對法律的解釋：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推翻終院原有解釋；二是終院在另一宗處理同一法律問題的案件中，推翻其原有解釋；三是立法機關修改或廢除了原被終院所解釋的法律。

立會有權通過或不通過政府法案

是否訂立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屬特區高度自治範疇，亦與國家安全無關。因此，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惟就岑子杰案的裁決而言，未見有釋法需要，事實上也沒有出現此情况。政府主動跟進法院裁決，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正是遵守法治的體現。

其次，立法會有權通過或不通過政府法案。根據基本法規定，政府法案須得到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過半數同意，才能夠通過。議員認真審議，並自主作出其認為最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定，不能因為某項政府法案是因應法院裁決而提出，便以此施壓立法會必須通過。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這不僅不會引致所謂憲制危機，反而恰恰體現了基本法所規定的三權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的關係。

倘政府未來再闖關

或須考慮調整思路

儘管是次政府在立法會闖關失敗，但當局亦承認仍有持續責任履行終院裁決。《條例》在邏輯上與異性婚姻登記無異，均是先有法律承認，再有權利義務。倘政府未來再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法案，不妨考慮調轉思路，先有權利義務，再有法律承認，或許能減少爭議。具體做法是：將登記條件之一的「已於海外註冊同性伴侶關係」，替換為「雙方已在港作出伴侶間權利義務的具約束力聲明」。

政府為確保在港登記的同性關係為「已作出承諾及穩定」，及基於減少對登記人可能造成不便的良好意願，而將登記與否的主導權，「讓予」其他允許同性婚姻或伴侶登記的司法管轄區——如此「兜個大彎」，姑勿論會否對同志帶來額外負擔，至少未必是最佳選擇。相反，沒有人會對私人間涉及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的約定「評頭論足」，無論雙方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多寬泛，亦不管兩人性別是否相同，更不理是否基於愛情而約定，只要合法即可。

同性伴侶能夠提前約定各自權利義務，既能說明兩人關係穩定，也能避免法定權利是否足夠的爭議。在此前提下，政府只需「行前一步」，給予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名分」（伴侶登記）而已。當然，此項約定須以書面形式作出，並經過公證等類似程序予以確認。《條例》所規定的法定權利仍應保留，作為所有已在港登記之同性伴侶所享有的基本人權。

至於領養權，應當排除於約定事項之外，正如終院裁決所一致認為，基本法只保障異性婚姻自由。若雙方領養，需為「夫婦」；而且，從有利於兒童身心發展的角度出發，由一男一女照顧，能夠給予其更完整的成長體驗。就現階段而言，為展現對法治的尊重，政府應採取行政措施積極跟進，以保障同志相關權益。

多元議題陸續有來

各方需要凝聚共識

法院近期有關多元議題的裁判，均以政府敗訴為果，可見司法獨立，亦體現香港法院所塑造的人權保障者形象。法院只是也只能夠在法律框架下思考問題，毋須考慮普通民眾對判決的接受程度。惟宣告政府違法，往往涉及修改現有法例或訂立新法例，法院亦需認清在現行憲制秩序下，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才能夠決定相關法例通過與否。在涉及如性別多元等具爭議的議題時，法院不妨更靈活處理，在具體做法上給予敗訴一方的行政機關更多空間，畢竟司法機關始終在引導社會方面處於被動位置。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又實行普通法，注定了多元議題與傳統觀念在未來會持續碰撞和磨合。但更重要的是，持不同觀點的人都能夠表達各自關切，相互理解與尊重，於理性討論中逐步找到平衡點，構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政策。

作者是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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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