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達人}周文傑 作品入圍短片「奧斯卡」 在理想與現實拉扯 繼續燃燒創作之火

【明報專訊】月頭又要交租，你看着銀行戶口又減去6000元，這是每個月唯一一筆會固定出現的交易紀錄，數數手指，再減多幾次銀行戶口就會跌破五位數。在一眼望晒、連窗也沒有的百來呎劏房，你坐在單人牀上，聽着隔壁牆鄰居隱約傳來的普通話短劇雜聲，突然恐懼自己10年後會不會仍然過着這種生活、會不會「咁就一世」。如果有一個機會，你可以搬入千呎大屋，衣食無憂，租金全免，但代價是要「證明」自己失去理智，這場交易你願意嗎？這是新晉導演周文傑在其編劇及執導的短片《歡迎入住伊「癲」園》中，向觀衆拋出的問題。短片入圍了剛過去的，美國奧斯卡金像獎認證影展HollyShorts電影節，是全球7000幾套作品中唯一脫穎而出的香港導演作品。在曾首映無數知名電影的TCL Chinese Theatre的大銀幕上，來自香港的故事得以放映。

借「伊『癲』園」展居住困境

短片第一場場景由戴玉麒飾演的主角居住的劏房開始，畫面長寬比特地縮小至一比一，有限的畫面中只放得下一張牀，映照同樣有限的現實空間——取景的劏房就是監製的朋友每天居住的家。為了通過測試，獲批進「免費入住五星級社區——最佳治療聖地」，主角每天跟着身邊的院友裝傻扮瘋，自願被24小時監視、吃不像食物的食物、跳意義不明的舞步，只為融入不理智的社區。「對於故事裏面的角色來說，他們在想，我怎樣跳或者怎樣做，你們才會覺得我瘋了呢？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我跟着大家做一樣的事，那我是不是就叫做正常呢？」這套作品的創作意念，源於周文傑有朋友為了買樓，正職以外再返兼職，同時承受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他看在眼內覺得「好黐線」，亦反思：「當你其實已經無生活可言的時候，到底這個空間對你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呢？」

在故事結尾，主角迷茫地學着狗吠，沒有主角內心獨白，管理員滿意地剔下「入住批准」。「很多朋友看完都問我，他最後是真瘋還是沒有瘋？我就說，你覺得是怎樣就是怎樣。」周文傑指導演員扮狗吠的場景時，一共拍了3個版本，真瘋、假瘋和令觀衆分不清楚真假的版本，現在採用的版本，或許連演員自己也認不出有什麼分別。「因為我覺得現實的情况就是，當我們為了一層樓那麼努力，連旅行也不去，其實你都開始分不到，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想要那層樓。」周文傑用奇幻類型片，問觀衆也問自己，究竟家是什麼、你願意犧牲多少去換取理想的家、犧牲是否值得。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在問——選擇理想，而摒棄安居樂業又是否值得。雖說短片主題是居住困境，但記者一邊看，感受更深的還有年輕人在理想與安穩中拉扯的惆悵。

「我到底可以這樣生活幾耐呢？」

周文傑住在天水圍公屋，年過30歲，仍然與妹妹同住一間房間。雖然不是住劏房，居住困境於他也是切身問題，日常掙扎是應不應該放棄創作，像其他30歲的大人一樣做份朝九晚五、養得起家的工作。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大學同學收入都比他高。和同學聚會時，大家聊天的話題是買樓要交幾多稅、九成按揭計劃，他完全插不了話。因為作為無正職、經常被拖糧、朝不保夕的人，他從來無考慮過買樓，反正自己都過不了壓力測試。「但我就見住他們一個買了這個樓盤，哪個又買了哪層樓，整個朋友圈只有我未買樓。」拍拖後，他有時也會想像10年後的生活，難道到時仍然和家人同住？「然後我都會思考，係囉，其實我有幾熱愛創作，我可以創作到什麼時候呢？」 他有一個朋友，本來都是住劏房寫劇本，後來也轉行了。「因為創作這一行，不是你一直創作就可以有所謂好的成果，或者你就會寫得好或者拍得好。但某些行業可能只要你夠努力，就會去到某個position。所以畢業後這幾年，我都會不斷問自己，我到底可以這樣生活幾耐呢？」

由記者轉跑道學電影 倒貼錢拍攝

先回頭望望創作這條路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周文傑大學時雙主修新聞學和社會學，讀書時做過港聞記者，「其實我是很享受做記者的。因為我會覺得，我報道的東西，或者我發現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影響到人。但後來發現，咦有些記者會好像老是重重複複，開始令我反思，做記者是不是真的是我最想要的東西呢？ 」同時有師兄找他幫忙拍短片投稿鮮浪潮，到大四參加聯舍話劇比賽，寫一個關於無家者被趕走的故事，贏得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本獎。這契機令他開始想嘗試用戲劇的方式說故事，用電影影響世界。於是他畢業後再報讀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學士課程，主修導演。

由記者轉換跑道到電影創作，雖然傳媒行業也不是高薪厚職的舒服工，但在朝氣蓬勃的20出頭，再花4年時間重頭學過、又要申請Grant Loan背負學債，投入前景飄渺的電影工業，不是輕易的抉擇。「那時都有很多人質疑我，一些電影行內的人跟我說，為什麼你又浪費4年時間去讀書，你出來工作，一邊做一邊學就得啦。但那時候我又很覺得，唔係囉，我想做的是創作者，不是operater。」學院讓他學到電影理論、感受創作氛圍，到台北藝術大學交流時，老師跟他討論電影哲學，為什麼要用這個顏色、顏色代表什麼、為什麼要用close up，教他反思創作的每一個畫面。「令我發現，其實電影創作，你要對這個世界要有很多的思考和觀察，而不是純粹很工業式的製作。」

但離開美好的學院後，在現實的電影工業世界，熱情不能當飯吃。「通常導演系畢業，都是乞食的。」周文傑笑着道出演藝學院畢業生的共同命運。一是靠人脈介紹去大公司做正職，人工一來偏低，二來也要由場記、助理開始做起，在累倒的空隙創作自己作品；二是靠接不同類型的自由工作，但收入不穩定。年輕創作人主要靠參加比賽獲得開拍資金，但資助名額和比賽機會不多，就算有資金資助，獲批的預算也不多。這次入圍國際電影節的短片是周文傑獲微電影「創+作」支援計劃（音樂篇）資助的作品，獲批資金13萬，他自己最後再倒貼3萬。普遍年輕創作人都靠不斷搭膊頭，才擠到空間和預算拍自己的作品。「我試過有一次拍到凌晨3時，第二朝call 7時，場地在銅鑼灣大坑那邊。我就思考究竟我應不應該返天水圍，因為那是獨立製作、無錢給你claim的，我到頭來決定在拍攝場地睡覺，睡到第二朝繼續拍。 」

所以周文傑亦接拍商業製作、廣告片、拍攝劇照，他最近成功申請另一個資助計劃，獲得8萬元拍攝資金，但他已做好自己補貼的心理和經濟準備，「我要努力做更多所謂商業的工作，在那邊賺更多，然後填補將來洗凸的錢，或者不夠預算的作品，唯有這樣你才可以繼續創作囉……」但這也試過引來批評，有電影學院的師兄師姐覺得這些商業拍攝不是藝術，亦有朋友直指「為什麼你要做某些拍攝，好似好銅臭味呀」。他聽後覺得無奈，也反思，是否只有獨立作品才叫創作，而這種靠燃燒生命和熱情維生的創作又可以堅持多久。

各地創作者共享困惑 獲肯定重拾自信

在HollyShorts電影節，周文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創作者，發現他們也面對同樣的困惑。有一個同樣入圍，在美國讀書、來自韓國的女生，因為生活而接拍了30秒、1分鐘一集的直拍短劇的工作，「因為那些是很賺錢的，她為了繼續可以有錢創作，她就要做，她也不喜歡看，除了要找參考之外她自己也不會看」。美國的電影工作者分享說，荷李活工會行動後，電影行業還未復蘇，很多人都沒有工開。「也有些人要跟家人一起住，才可以繼續去拍攝，只不過他們的空間比較大。」大銀幕內雖然訴說的是香港年輕人的故事，但在那時那刻，在漆黑的劇院內，大銀幕下的人與銀幕內、地球另一端的人頓時共鳴彼此。

周文傑也從美國認識的電影人身上，學到要對自己的作品更有自信、更積極地尋求機會。「美國的其他電影人會好proud of自己入圍，影展的活動完結後，有些入圍的電影人留在場內做訪問，我覺得很奇怪，是不是我的作品不夠好？我就主動去問他們，他們說原來他們早在影展一星期前就事先聯絡了媒體、email了資料。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國際媒體的肯定、在雜誌Variety曝光對他們的career path很重要，會讓投資者或者電影公司對他們更有信心，這也是他們的恆常做法。」

他感到很驚訝，反觀他自己只在Instagram出了一兩個貼文公布喜訊，「有朋友問我你為什麼不周圍跟別人說你入圍，你的作品在Chinese Theatre播，因為Chinese Theatre是荷李活最出名的（劇院），紅地氈、首映都在那裏播， 為什麼你不周圍跟人說」。他怕被人覺得自己很自大：「入圍而已，又不是獲獎，有什麼了不起。」但其實能夠在7000多套來自全球的作品中，成為427套入圍作品之一，入圍率約6%，也不是易事。

朋友將他入圍的消息分享給仍在讀電影的學生，變成對他人的鼓勵。「於是我又覺得，咦對喎，有很多現在可能還是很迷失的、讀電影的人，會不會都可以有少少的力量給他們繼續堅持創作，其實總有一天，可能都會被香港以外的觀眾看到自己的作品。 」

畢業頭一年，當他報鮮浪潮落選、報比賽無回音，他也曾質疑自己是否不懂得創作、不適合創作？問了自己很久，但他發現比起失去安穩，原來自己不寫故事，會更加不開心。這次入圍電影節，來自國際評審的肯定，也算給了他很大鼓勵，似乎原來自己的作品也不錯。而想令自己繼續進步，就是他此刻想繼續創作的動力。「我不知道，可能到我40歲就另一件事。但我現在還覺得可以做多少就得多少，因為我還有很多故事想講，就要不斷提醒自己去繼續燃燒這團火。」

文˙ 朱琳琳

{ 圖 } 廖凱霖、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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