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專訪學者張歷君——在文學的外面連結幽暗

【明報專訊】在中文大學約張歷君老師談新書，記者是文學院舊生，上過他一堂課。9月初開學，山城喧囂，我們想尋找安靜的地方聊聊，沒有獨立的辦公室，便穿過山腳的一疊建築，最後在李慧珍樓餐廳的角落坐下。

新書題為《文學的外邊》，而後記與推薦語中常提到「香港作為方法」，以「外邊思維」來思考香港。所謂「外邊」，並非劃定一條固定的界線，而是一種對關係的把握：從充滿混雜與變動的香港出發，轉身與外部的文本、歷史、人物對話，理解香港內外之間的關係。不過，梳理關係並不意味要以單向度的論述釐定「香港是什麼」，更非建立一套固定的研究版式。

記錄與內外不同學人對話

採訪伊始，張歷君解釋，自己從來不希望去定義什麼是香港，「討論香港並非要提出一個本質性的概念，而是因為我坐落的這個點就是香港」。在他看來，這樣一個香港是由人際關係交織而成的網絡，因此友誼也成為本書始發點。書中收錄張歷君20年間與各地學人對話間萌生且延續的思考，其中不少文章帶他偵探小說家式的追溯，在克里斯蒂娃的書目裏找到文革時期死於獄中的哲學家張東蓀；西西或受香港上演的布萊希特戲劇啟發，在肥土鎮的故事中延續倒影；為梅蘭芳京戲傾倒的蘇聯官員又在大清洗中淡出政治；卡夫卡作為捷克的德語猶太裔，如何在異質語言裏書寫並自我審判……這些散落各處的文學足迹，經由張歷君在香港內外與不同學人的對話，得以被思考、剪接，串聯成跨越時空的蒙太奇式思想星圖。

另一面，成書的過程也帶偶然與情誼。張歷君表示大學出版社多偏好專題專著，文集的市場原本細小，若不是友人聯絡，這些文章或許還會各自散落。本次編輯文集，也如在星叢間勾勒星座，嘗試清晰呈現自己多年形成的方法與視野。這本《文學的外邊》在香港文學生活館搬遷「散書祭」面世，其時正值書展，也落成當下的文化場域中的一塊印記，其中所涉的文本與故事橫跨不同時空與地域，卻都巧以香港為坐標，回應華文世界裏此起彼伏的對話。

「香港作為方法」的討論可追溯至2000年初，陳冠中先後撰寫〈香港作為方法——都市神韻〉與〈香港作為方法〉，又於2014年與李歐梵先生在公開講座拋出的問題——「香港可不可能產生理論？經過這麼多大事件之後，香港是不是一個可以產生理論的地方？對現有的各種理論，我們可不可以提供挑戰，或者是修正、補充？」張歷君的思考，也正回應了這些提問。

香港容納位移的可能

在香港研究文學與文化時，他關注的是：這個空間是否蘊含某種文化特性，甚至是否存在一種模糊卻持續運作的「香港視野」。在他的觀察裏，相關學術討論總會牽引出少數、外在性、視差等概念的影子，隱伏的種子，慢慢成為後續思考路徑。例如，他嘗試將柄谷行人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時提出的「視差」（parallax view）和位移（transportation）放回香港脈絡，發展其中尚未被充分展開的部分。柄谷行人指出，古典哲學多處理哲學內部的問題，而馬克思則把哲學與政治經濟學連結起來，這種位移擴闊了生成新思想的可能。張歷君追問：「我想，難道香港不行嗎？香港歷來的多個世代，大多由具有移民背景的群體組成，南來文人、北學南移，本身就是一種位移。」他認為經驗與思考的流動，不斷更新香港的文化空間，如果永遠停駐在某一地點，可能便沒有這樣的創新。「香港恰恰是這樣的文化空間，它可以容納不同的位移的可能性。」

作為同樣帶着非本地經驗的人，記者不免想到經驗之間的「不可譯性」——異質的處境往往令經驗難以被完整翻譯或敘述，難以相互抵達，為何身處香港的學者會希望理解這些差異？張歷君回應，這樣的思考與他自身的經驗呼應。最直接的一層是個人的物理性移動——他在幼時移居香港，「這也是不少在香港長大的人相當普遍的共同經驗」。另一層則在於香港的城市文化：它歷來建基於流動與混雜，本就天然具備柄谷行人所說的位移。「按理來說，我們應該更容易理解不同他者的可能性。」

然而，他補充解釋代際差異，例如2010年代後，多有公開評論會反對「混雜性」這一說法，對香港自身文化屬性的討論也隨之流變。社會情境的變化同樣會牽動學界與公共場域的討論：一方面需要回應當下的癥結，但張歷君同時更着重於來路與去路之間的脈絡性思考。

在《文學的外邊》新書談中，他與鄧小樺、謝曉虹回顧上世紀90年代至今香港文化場域的變化，特別談及翻譯的流變。以local（今日多譯為「本土性」）與 identity（身分）為例，張歷君指出，90年代接觸文化理論的一輩，較多接受自台灣引入的「在地」、「同一性」作為中譯。他看來，本土一詞語意上更着重於「不同」，帶有「土生土長」的色彩；相比之下，「在地」則突顯「一個空間內部人群之間複雜的互動」。然而，當學院的概念被大眾媒體吸收，詞彙使用也隨公共討論與社會衝突逐漸塑形，人們再難辨析譯法間的差異，有時自然傾向某一固定理解。對於像記者這樣入學以來只接觸過固定譯法的一輩，意識到「本土」之外還有「在地」的可能，本身已為理解當下公共討論打開了更多空間，也有難以言說的觸動。面對記者的驚異，張歷君說：「這也是文化研究其中一個脈絡本身要做的事。如果我們能了解概念在不同時段的變化，對概念的理解不再局限於一點，而是歷史中存在的好幾個點。」同時，他提到翻譯的意義也不單在字面，當概念不再指向特定且抽象的族群身分，便可以更充分、廣泛地與不同實踐相聯繫。

以最老派的方法細讀人物

張歷君的研究經常關注被邊緣化的人物，或知名人物鮮少展露的「內面」。問及為何堅持講述少數者的故事，他說初心很單純：留在學院，多讀幾本書，寫些自己喜歡的文章，而非為爭取資助。從張東蓀到克里斯蒂娃到理論旅行便是他90年代攻讀碩士就留意的線索，「這些故事是有意義的，我用最土（老派）的方法去細讀——設身處地去理解人物的想法，代入他們」。藉由對人物際遇的理解，他進而展開那些被折疊或抹除的思想史。

人物往往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黯淡，但關注被遺忘的故事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批評。他分享自己對批評的理解深受本雅明影響：翻譯不是回到一個純粹的原點，而是逐步打開原作與歷史中「無法完全展現的部分」，為無法言明者留下被理解的可能。「共同體不是從來都容易言明的，有很多連結是幽暗的。」張歷君相信，若不想讓「包容他者」流於口號，文化研究者就需要細讀、共情，建立一種向他者敞開的閱讀倫理。這種串連幽暗連結的嘗試，或許也是他「偵探小說式」學術寫作風格的來源。

對此，記者的擔憂在於，相對於主流講求清晰的研究，或許展開被折疊的語境和脈絡是一條更難行的路，而當下的文學院學生難像寫故事那樣寫作，討論幽微和隱痛。「這也是我相對落後的地方。」他笑着答，語氣雖輕，聽者卻感到不平。「要在學界存活，需要跟着潮流走，但我最初選定的方向決定了這個『落後』，探討無法言明、難以量化的事情是比較困難的。」他回想80、90年代，美國學界的比較文學曾短暫為這些「不易調和的東西」留下一點空間，但很快便被收編，自己與信守的方向其實算「碰巧相遇」：20歲前後迷上現代派，「半懂不懂，裝文青，跑去電影院看古怪的電影、藝術，跟着潮流，開發神秘的領域」，雖往後才逐漸形成明晰的理解，但走進學界並非為了職業導向，純粹興趣仍然是路標。

經歷幾十年的變動，他見證過往任職的學部變化，「就算學科的名字如何改變，我都知道我喜歡的東西沒變」。若採用較為左翼的脈絡看，這些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主導的學術體制推動。體制要求不斷創新、回應社會，但弔詭在於，這種知識生產本身卻難跳脫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配置。「有些東西需要堅持，我不覺得那是傳統，但或許被視為old-school」，他舉例，本雅明將批評的範疇從文學擴展至藝術、新媒體（當時的攝影與電影）、城市等層面，在20世紀初則多被視作「不夠專業」，但如今卻能看出那種超前的力量。

談到後半，餐廳準備打烊，我們只好起身再多走幾分鐘，換到一處公共自修區續談。張歷君感慨，在校園20年，能隨處坐下的空間確實少了些，而我看見，他的白髮似乎比自己剛來文學院時多了些。

■答•張歷君

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哲學博士。現為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客座助理教授。曾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

■問•于惟嶼

《明報》記者（藝文副刊），中大文化研究系舊生，cat person

文˙于惟嶼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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