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彬：天水圍母子墮樓慘劇沉痛教訓：追逐政績也不能忽略人性考慮

【明報文章】一對精神病患母子被指申請公屋時無如實申報資產，在被要求遷出後，先後自殺身亡。這宗悲劇反映任何政策或規例，即使以公眾利益為名，若缺乏人性與酌情考慮，隨時會引發沉重後果。

眾所周知，打擊濫用公屋乃這一屆政府重點執行的措施。為此房屋署更設立獎金，鼓勵市民舉報疑似濫用個案。誠然，政策本身沒有不妥，善用公共資源更是正確事情；但要小心的是，為了追求效率與政績，執行者可能忽略了每宗個案的特殊需要與狀况。

搬遷與法律程序折磨精神病患

以這悲劇為例，根據報道，兒子在申請公屋前，確實有買賣新界土地的紀錄，而他亦沒有如實申報。不過，他被確診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只要對這病患或精神復元人士稍有認識，都不難聯想到，上述交易是否真的由兒子完全作主？還是可能另有別情？會不會有人利用他的身分做交易？

有讀者或會質疑，房屋署不是偵探，沒有責任調查究竟；只要按程序公事公辦便可，沒什麼值得詬病。不過，既然房屋局長何永賢稱當局在事件中已「人性化」處理，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又認為房署的做法已是「情理兼備」，要達至這些標準，處理每宗違規個案時，自然要考慮個別家庭狀况與背景。

事件中的母子分別有精神疾患，並屬綜援戶，只要從人性化角度推想，不難預計搬遷對兩人的影響，尤其是不利於精神復元，有機會令病情惡化甚至復發。事實上，青山醫院的信件也證明了這一點。據報道，房署於去年11月首次發出搬遷通知前後，未見主動了解這家庭的情况；甚至要待3個月後，即當事人的上訴被駁回之後，才轉介社工跟進。這算不算是後知後覺？

在這宗悲劇中，最觸動筆者的情節，是首先自殺的母親於遺書中提到自己「好辛苦」，反映了引發其自殺想法的，並不單是擔心失去家園，還包括被通知要搬遷的過程中，與房署及公務人員周旋，以及那個折磨人的上訴程序。心理學理論早已指出，涉及法律程序與搬遷是兩個很主要的壓力來源，而對於精神復元人士的壓力只會更大。

筆者曾經從事有關精神健康的個案工作10年，也曾見證不少案主因為搬遷或涉及法律程序而飽受困擾，更曾有案主因被捲入家庭成員的爭產官司，不堪壓力而自殺身亡。而在這次事件中，母子倆上訴失敗後，房署人員明知前者深受情緒困擾，仍繼續按「既定程序」發信催促搬遷，甚至連死者女兒提出不要直接發信予母親免刺激病情，也不回應其訴求。在按照程序辦事的同時，他們無法理解這一封一封「冰冷」公函對精神復元人士的影響，確實可能會令他們的負面情緒進一步加劇。

距「人性化」處理仍很遠

政府強調，社工接手跟進後已打算安排兩母子入住中轉屋，這本身已是具人情味的表現。只是他們可能不知道，對於備受精神情緒困擾的人，一個穩定的居住環境非常重要。兩母子於涉事單位居住多年，早已適應單位以至整個社區環境，建立了一份安全感；突然被通知需要搬遷，自然要承受極大壓力。

總括來說，這宗悲劇反映房署以至政府人員，對於精神復元人士之需要的敏感度，可說是非常低；距離何局長所說「人性化」處理，有一段很長距離。汲取慘痛教訓，唯望房署會如其聲明所言，深切檢討現時做法，在追逐數字之餘，滲入更多酌情和人性，讓我們重見一個溫情社會。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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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