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明：數字繁榮背後的真實困境：港青「躺平」現象與政策出路

【明報文章】為了「說好香港故事」，政府傾向突出香港的穩定、活力、國際競爭力與復蘇優勢，展現香港「由治及興」；不斷重申「香港經濟穩中向好、復蘇有力」，萬事安穩，社會進步。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香港經濟表面上顯現回暖迹象：第二季生產總值增長3.1%，最新失業率在3.7%，上半年IPO（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再回世界第一、公司登記數字創新高等，並以此作為「精準施政」的根據。政府部門亦強調經濟持續擴張，將為勞工市場提供支撐。

然而這些數字背後，卻掩藏着深層結構困境。早前6個民間團體聯合舉辦記者會，表示一般市民似乎感受不到繁榮穩定，反而感受到日常生活壓力未減、青年焦慮、基層零散工收入不穩、長者貧窮惡化等。一方面，宏觀經濟數據受到出口回升、相關服務業復蘇、旅遊及跨境金融活動的提振；但另一面，零售、地產、餐飲行業長期疲弱，「結構性就業不足」明顯。私人消費支出依然低迷，意味着家庭和個人的消費信心未恢復，普羅市民仍未見「好轉」。

香港問題多多，本文只嘗試探討青少年就業及所謂「躺平」的問題。雖然失業數字並不嚴重，但最新的20至29歲青年失業率則升至7.3%，為2022年11月以來新高，反映政府對青年的就業保障不足。

將複雜現象簡化成道德判斷

近年政治人物與官員時有批評年輕人「躺平」，但把複雜現象簡化為道德判斷，歸咎青年「不努力」的心態問題。正如不少反駁言論指出：青年拒絕努力、不關心未來，這並非逃避，而是對現實的理性回應。當努力無法換來穩定生活，當社會流動性停滯，當置業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青年選擇降低欲望、保留精神與自由，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例如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研究顯示，逾四分之一中學生自認「躺平」。該研究亦進一步發現，多數受訪中學生認為「躺平」是經深思熟慮後的生活選擇，而非消極逃避。

青年躺平現象並非香港所獨有，而是全球化與金融化背景下，許多發達國家青年共同面對社會壓力與生活困境的反應。例如在日本出現「蟄居族」，代表年輕人選擇遠離傳統社會角色與成功模式；韓國則有「N拋世代」，意指放棄戀愛、婚姻與生育的青年群體，反映對未來的失望與無力感；在美國，「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成為職場新趨勢，年輕人拒絕加班與過度投入，只做最低限度工作，以抗衡「拚命文化」；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更加成為英國官方統計和政策制訂的重要指標，用於衡量青年脫離教育與勞動市場的問題。歐盟也廣泛採用此分類，以評估成員國的青年就業政策成效。

金融化增長模式 改變社會分配機制

筆者認為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高度依賴全球化與金融化所帶來的增長模式，雖然成功，但亦改變了本地產業結構與社會分配機制，並對當代青年帶來長遠的結構困境。資本與高端人才自由流動，導致本地市場競爭加劇，青年面對更高的入職門檻與更低的議價能力。同時，金融化使資本回報凌駕於勞動保障，企業傾向壓縮人力成本以提升股東價值，進一步削弱青年在職場中的穩定性與發展空間。香港住房一直高度商品化，私人樓市價格極高，青年即使全職工作，工資往往難以負擔按揭或租金。這些因素，導致本港青年在職場和生活上面對許多不確定性，在財政上沒有安全感，要應付當下生活開支已是勉勉強強，更何况要規劃將來。

政府強調制訂精準政策來幫助青年就業，例如「青年就業起點」（Y.E.S.）、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青年培訓課程等。精準政策，強調精準分配資源來聚焦幫助特定群體；惟政府有否研究不同類型的躺平青年，理解他們面對不同的環境，而給予精準支援？筆者認為如果要分類不同的躺平青年，可以從其對應結構性困境的策略去考慮。

3種「躺平」類型

「放棄型躺平」是指青少年在就業階梯收窄、工資增長乏力、入息與住屋成本長期倒掛的環境下，視向上流動為一遙不可及的目標；其實質體驗告訴他們，無論有幾努力都是徒勞；把投資於人力資本的「回報預期」下修，從求職轉為退出或間歇勞動。針對「放棄型躺平」，政策設計需從結構性的困境切入，打破「努力無回報」的無力感。

「價值轉向型躺平」，是指青少年主動選擇「低欲望、低成本，重生活質素」的路徑，不再信奉「獅子山精神」。「斜槓」（slash）、非典型就業、彈性工時、項目制工作等，追求時間自治與心理健康，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針對「價值轉向型躺平」，傳統的「充分就業」或「經濟增長至上」政策，已經不適用。政策設計需尊重其價值觀轉變，同時提供制度支持，確保這種選擇可持續，且不被結構性的不平等剝削。

「策略性降薪型躺平」，是指青少年主動選擇有意壓低收入，以滿足公屋的資產審查條件。部分人甚至推遲升職、做少兼職，只為確保自身及家人能夠入住公屋。「多做多失」的福利設計，造成扭曲誘因，把努力變成「風險」而非「回報」。當青年認為即使努力工作，升職加薪也不足以支持自置居所或改善生活，他們會傾向尋求「資源最大化」而非收入最大化，公共房屋成為「可預期、可承受」的穩定安全網。現行問題是公屋資格等福利，常設「硬性收入上限」，一旦超標即完全喪失資格。儘管政府指公屋的青年申請量逐年下跌，惟背後是大量低層青年早已被制度邊緣化。政策需在保障基層居住權與維持向上流動誘因之間取得平衡，避免福利制度反過來抑制生產力。

借鑑北歐「彈性保障」模式

針對香港青年日益傾向選擇「斜槓」、非典型就業、彈性工時、項目制工作的趨勢去面對生活困境，政策應從根本調整以提供實質支持。首先，可借鑑北歐「彈性保障」（flexicurity）模式，需建立適應非典型就業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青少年有時間和資源去探索向上流動機會。

其次，社會仍常將非典型就業視為「不穩定」或「不務正業」。這種刻板印象不僅加劇青年焦慮，更可能阻礙創新工作模式的發展。政策應積極扭轉此種觀念，應定期發布「非典型就業質量報告」，以實證數據，展示這類工作模式的實際效益與發展潛力，重新定義成功，消除社會偏見。

最後，長期的生涯規劃，在不確定的社會下是非常困難。政策應積極降低青少年在生活上的不確定性，以協助他們規劃向上流動途徑。民間團體提出的全民退保，是其中一種長遠政策。除了青年退休後得到基本保障，家中長者亦即時受益，變相減輕青年供養父母的壓力，有助他們計劃自己往後人生。

作者是香港伍倫貢學院助理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李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