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朗軒：司法正義與關懷倫理——性侵案的法律原則問題

【明報文章】早前「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社交媒體發表了題為〈無罪就等於性侵無發生過？〉的帖文，回應上周的一宗性侵案判決。儘管標題以問號結尾，其語氣卻更像反問，令部分網民質疑該組織未審先判、先入為主，甚至有「輸打贏要」之嫌。

本文並非針對個案細節，而是希望透過此事探討司法正義原則與關懷倫理之間的衝突，並指出倡議組織在相關討論中可能忽略的盲點。雖然下文將帶出法律上需要「無預設」、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我相信作為討論者，我們亦須考慮可能帶來的後果。因此本文刻意不討論案件細節，以免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而是邀請讀者思考法律制度和改革背後的理論原則問題。

盤問與公平審訊

誠然，現行法律審訊過程並不完美，惟任何司法制度皆無法達至完美，其核心目標旨在確保法律原則的實施。例如關注性暴力受害者心理的人，可能質疑對證人（事主）進行盤問（cross-examination）的必要性，因這可能令受害者情緒崩潰。然而法律邏輯上，盤問的作用在於測試證供之真實性，及證人是否可靠；若無法詢問案件細節，將影響公平審判（fair trial）的基本原則，導致證供可能存在隱瞞，進而對某一方產生不公平結果。

我並非要為此原則辯護，而是指出這些法律原則的存在，使審判標準不流於隨機（arbitrary），而能夠適用於所有案件。倘因某些案件的特殊性，例如事發時間久遠、受害人可能無法記清細節，是否意味着在其他類型案件中，我們也應接受「記不清」甚至「前後矛盾」的證辭？舉例而言，至今仍有社運暴動案件正在審理，事件已發生5至6年，若作證的警員記憶模糊，卻仍獲法庭接納證供，公眾又會如何看待這樣的判決？過去就曾有被告因警員證供錯誤而獲撤銷暴動控罪。

事實上對比過往，性侵犯案件的起訴門檻已經降低，曾需要「第二證據」（corroborative evidence），現在已可單憑受害人證供入罪；而在盤問時，辯方亦被限制不能詢問受害者過往的性歷史等問題，都嘗試平衡保護受害者和被告之答辯權（註1）。

有無需要進一步降低門檻，固然可討論，但不能僅因對「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不滿，就推翻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與舉證責任原則（burden of proof）。若這兩項原則遭削弱，將降低舉證門檻、提高抗辯難度，從而增加錯判風險。普通法的精神在於「寧縱勿枉」，而非「有殺錯，冇放過」。倡議組織在評論個案時，不應僅聚焦於案件本身，而須考量不同法律原則間的矛盾與取捨。

關懷倫理與創傷知情司法

上述討論涉及司法正義（judicial justice），尤其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基本要點，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其背後價值預設——法庭職能在於尋找「正義」而非提供「關懷」。當前的法律制度確實未能納入創傷倫理（trauma ethics），例如創傷導致的記憶混亂、二次傷害等議題，皆不在法庭考量範圍內。創傷後的記憶混亂，可追溯到二戰集中營倖存者的證辭，已廣被創傷研究所討論，但在法律實踐上卻討論甚少（註2）。

司法正義與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的衝突，源於現代社會的分工細化，使我們假設法庭應專注於尋找真相，而關懷則屬於社工職責。這兩項原則並非總是對立，例如在謀殺案中，確定兇手身分既能伸張正義，也能安慰死者家屬；性侵案件受害人也可透過視頻作證、避免直接與被告接觸等方式作供，以嘗試平衡司法正義與關懷倫理。

歸根究柢，法律的關注點並非受害者主觀感受，而是確保審判程序公平。為實現這一點，審訊過程可能無法完全顧及「關懷」，例如受害者在盤問過程中可能遭受二次創傷。

我再次強調，這並非否定「關懷」的重要，而是指出若要優先考慮關懷原則，就應尋求法庭之外的機構與機制。於現行制度下，期待法庭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無異於緣木求魚。

當然，我們可以批評「你個制度壞咗」，惟批評者也需進一步思考：你理想的制度應該是什麼？是否要建立一個將關懷原則置於司法正義之上的法律體系？若如此，又是否願承擔「寧枉勿縱」所帶來的風險？在這些原則之間，不能「我全部要晒」，而必須有所取捨。

鑑於此，近年有學者提出「創傷知情司法」（trauma-informed justice）。部分措施在前文已有提及，如視像出庭；但針對盤問過程，在理論和實際執行上皆有很大討論空間。主因仍是關懷倫理與傳統司法採取的對抗式訴訟模式（adversarial system）之間的衝突，後者強調透過交叉盤問釐清事實，期望證人能連貫、清晰交代事件（註3）。「關懷」受害者預設了作為同理聆聽者（empathic listener），乃至支持者的角色，這需表現出「相信」受害者。但這種「相信」，卻與法律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則矛盾。哈佛大學法學教授Jeannie Suk Gersen認為，雖然「相信受害者」的口號旨在糾正歷史上的不公，惟若忽視程序正義，可能削弱法律對被告的基本保障，進而影響無罪推定原則（註4）。當法官審理案件時過度強調對受害者的關懷與支持，也可能有違法官的中立角色，予人偏頗之感。

跨原則性的思考

畢竟法律並非「神的判決」，而是人為建構的制度，只能盡可能追求平衡。兇手逍遙法外固然令人憤怒，但我們是否能夠確保每一個無罪判決真的都是錯判？我同意香港的性罪行條例確有不足，應推行法律改革，但在推動變革時，應避免糾結於個別案件，而須考量更宏觀的原則衝突。

關懷倫理在近年愈來愈受關注，其重要性絕對值得肯定。把關懷倫理套用到不同範疇，看似是大勢所趨，惟與其要不同範疇適應關懷倫理，我們能否想像一種可脈絡化的關懷倫理，以更好地與不同範疇對話？上述案件更涉及未成年、親人等因素，如何具體調節上述原則，以適應案件的特殊性，是法律界和倡議組織需考慮的問題。

最後，我並不是任何原則——司法正義或關懷倫理——的絕對支持者。相反，我想帶出的是抱持「一種原則絕對高於另一種原則」的危險性，因就算一個原則的原初理念多麼高尚，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和不義。而這種跨原則性的思考，是政策倡議者應該具備的思考。

註1：Michelle J. Anderson (2002), From Chastity Requirement to Sexuality License: Sexual Consent and a New Rape Shield Law,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70(1): 51-162.

註2：Shoshana Felman &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註3：Negar Katirai, Retraumatized in Court, Arizona Law Review, 62 (2020): 107.

註4：Lydialyle Gibson, “Due Process: Jeannie Suk Gersen on the law, trauma, and ‘the rhetoric of believing’ “, Harvard Magazine, March-April 2021.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資訊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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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朗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