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李健：從中國經濟轉捩點前瞻：讓需求與供應並駕齊驅
【明報文章】中國經濟可能已處於一個可以跟1978年改革開放相提並論的轉捩點。1978年前，中國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政策以增加供應為主導，不着眼需求；1978年納入市場經濟元素，內部需求得以蓬勃與供應互動。
須優化收入分配機制
改革上了軌道後的今天，經濟增長有賴科技進步來產生更多商品和服務。而中國近年成為「世界工廠」，並在應對氣候轉變方面領先全球。但這些供應方面的成就，卻導致對中國出口的保護主義，更突顯了一個深層問題，就是結構性的內部需求不足，原因是收入分配未能契合生產模式的進程。要令需求與供應並駕齊驅，須優化收入分配機制。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決定勞動力報酬水平的，僅是市場上勞動力供與求之間的切合，所以需政府運用財政手段和資源實行二次分配，以利好居民、社會和經濟。近年在供應方面，內地產業結構和生產模式快速蛻變，生產自動化、生產外移和人工智能（AI）在在令勞動力市場常處於蛻變中。勞動力需求與報酬受到下行壓力，因而競爭劇烈，學生受的壓力大，許多在私營部門就業者對職位和收入的長遠前景感不安，因而多儲蓄、不想生育。
而收入的二次分配跟不上，對於許多在私營部門的就業者，不論是在職時的低收入補貼，還是退休後的養老保障，都待遇偏低甚至很低，並且不同地域及單位之間差異大。長遠來說須重塑一個較優厚而精準的收入保障機制，這不單是許多論者的共識，也切合見諸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簡稱2024年中經會）所發表的來年政策。
2024年中經會被迅即報道最多的，是其內容相比2023年中經會，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字眼前面添了「更加」兩字，後面還加了「提高財政赤字率」字句。但更關鍵的轉變是︰「需求」排在「供應」之先，重點振需求之道為提高收入和保障，方法是制度創新。比起2023年中經會：
（1）2024年中經會決定的「重點任務」中，「擴大內需」從第二位升為第一位，「科技創新引領生產」退到第二位。
（2）「擴大內需」行動中，被放到最前的是「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願和層級」及提高養老金與醫保待遇。
（3）「會議指出」一段，增加了「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具體目標。
（4）在「財政政策」一段，增加了「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增後勁，兜牢基層『三保』底線」的具體財政用途。
（5）在保障與民生方面，從2023年「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改為「加大保障……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會議要求」的不僅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還加上「守正創新、系統集成、協同配合」。
可見，2024年會議強調了加大力度兼制度創新。
向中低收入戶發補貼的效應
2023年7月11日筆者在《明報》提出了優化保障以振內需的概念芻議，做法是向中低收入住戶發放收入補貼，使從其「自身收入」達到「保障生活水平」（或可稱「保障收入」）；政府訂定保障生活水平的最低和最高點，各自為當地（縣或市）的中位住戶收入某個百分比，最低點便是失業（自身收入為零）住戶所得的補貼額度。隨着住戶自身收入增加，所得收入補貼減少，但所享的保障生活水平增加，直至自身收入達到保障生活水平的最高點時，收入補貼減至零；個別數額按住戶人口參數而差異化。效應如下：
（1）不管未來生產模式如何影響勞動力需求，居民都享有現在與將來都不會偏離全社會中位收入太遠、不會彼此之間相差太遠，且與經濟增長同步浮動、無縫從失業到退休的保障生活水平，因此可安心消費。
（2）自身收入較低者（也就是消費傾向較強者）得到的補貼較多，財政開支得出的消費乘數效應便最大化。
（3）隨着科技和AI提高生產力，經濟增長將較不需要「多勞」（甚至在烏托邦裏有一天人們要付錢買工作），但「多勞多得」仍不可少。例如若將保障生活水平的最低點和最高點，分別訂為中位住戶收入的30%（偏低是鼓勵人工作和儲蓄，有需要住戶可另外申請濟助）和130%（假設該城市住房較貴），便意味其間自身收入每增加100元（人民幣，下同），收入補貼只減23元，保障生活水平上升77元，這仍是高度多勞多得。
（4）收入補貼是對工資的補充，對生產有補助作用，會減輕企業負擔和增加其國際競爭力及職位，一些低工資工種可以留在國內，增加就業和產值。例如在農村，收入補貼將加強小農戶競爭力，增加就業和農產。
（5）優化的社會保障支持人口增長，減緩人口老化，利好經濟增長和財政穩健。
（6）保障收入制度是鼓勵人儲蓄、投資及為養老保險供款，因「自身收入」會是廣義的，將包括簡易估算的個人資產收益；而「保障生活水平」是因應自身收入增加而提高。
（7）面對人口老化，政府可強制個人要有足夠額度的養老供款，惟也提供優惠誘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實施像香港一樣近乎全覆蓋和收費很低的公營醫療體系。多措並舉，個人、市場和政府齊發揮功能，可臻最佳的社會保障。
可將住房補貼貨幣化
中國大陸城市住房很貴，卻是財政資源的契機所在，因為傳統的實物住房補貼方式（保障房）十分低效；倘改為貨幣補貼，可提供上述大幅度發放收入補貼的財政所需。保障房的基本做法是︰一般只要住戶在申請時其收入低於准入線，不論低多少或日後收入上升多少，都得到長久的實質租值補貼，或一次的龐大房價補貼。
其實可將住房補貼全面貨幣化——上述「保障生活水平」涵蓋住房，所有住戶自主地在市場上租房或買房；取締保障房，政府不建房、只售地，並以市價把現存保障房出售或出租。由於收入補貼僅填補距離住戶最新保障生活水平的不敷之數，所以比起保障房制度可大幅節省財政資源。
大多數住戶得到收入補貼，會選擇買房而不是租房，這便進一步利好財政和內需：
（1）短期內會有一輪購房潮，帶動相關內需，並吸納累積的庫存商品房。相應地，一些較老舊公租房可以像城中村一樣，拆卸撤離市場，減少整體住房供應。
（2）中低收入階層獲賦權擁有能夠保值升值的安樂窩，便多了幸福感安全感；財富效應令人較樂意消費，以至生育。
（3）房貸每月還款額一般是固定的，而住戶收入一般會隨着時間上升，因此政府支付的收入補貼會下降，房貸還清時更劇降。若退休人員將房子出售或以逆向按揭換取年金，同樣會減少政府的補貼支出。
（4）住房補貼貨幣化，寓富於民之餘，國家累積在保障房的資源被盤活——部分前公租房收取市值租金；其餘未拆卸的出讓所得，可用來置入長期增值能力相若的資產（如股票、注入基金），所產生的回報收入，用途包括填補日後收入補貼及養老保險基金或出現的資金缺口。
（5）當所有居民都買得起房，及所有住房都是商品房，在穩健的土地供應下，房價會趨於平穩地隨着經濟增長而升值。而如果引入覆蓋全社會（包括非城市、非住房用地）的土地升值稅，可提供不倚賴人口增長的財政來源（相關芻議見筆者〈中國經濟的增消費、穩樓市長效機制〉，刊2023年11月6日《明報》）。
在當前的新時代，中國經濟能夠領先全球的，除了供應方面的生產科技「硬件」，還可以有需求方面的社會保障「軟件」。
（作者按：上述及其他相關研究報告，見於barefootreports.net）
作者是資深經濟研究員，曾在銀行主理經濟研究達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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