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宇：發展教育樞紐需真國際化 不應只着眼內地

【明報文章】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及「健全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早於2023年特區施政報告，政府已提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並於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及成立由政務司長主持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推動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國際化」與「內地化」

過去香港高校的「國際化」，實則是大量吸納內地優秀人才的「中國（內地）化」，雖然對推動高校國際排名有重要貢獻，但此舉卻令外界誤以為香港正在失去國際特色，不利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

正如教育局長所言，內地人才赴外攻讀本科及研究生課程已是全球趨勢，香港吸納這些優秀內地人才自然是把握機遇。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在2024/25學年起放寬8間資助大學的非本地生限額，由20%提升至40%，研究院研究課程則不設限制；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後，更有消息指40%並非「終極上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教資會資助授課課程的非本地學生均不獲公帑資助，並須獨立於本地學額以外計算，確保不會影響本地學生升學機會。

然而，早前有家長關注現時經高才通計劃取得香港居民身分（非永久居留）者的子女，透過受養人身分取得香港身分證後，可以「本地學生」身分報名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跟過去內地生以「非聯招」方式報考本港大學不同。事件隨後在立法會被廣泛討論，最後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政府會考慮重新檢視「本地學生」定義。

內地人才與香港文化同源，普遍在語文及知識水平上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不少內地人才對外國文化了解較少，鮮與外國人交流，反而是來到香港這個「世上最大的唐人街」後才更了解世界。根據今年10月教育局長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公布的數字，2023/24學年按課程類別的學生人數中，有四分之一學生原居地為內地，只有2.9%來自內地及香港以外地方。假如本港大學以內地生為主流，對於營造大學的國際化環境似乎幫助不大，反而是我們鑽了國際排名的空子。

此外，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全球推廣「留學香港」品牌，透過獎學金等吸引更多境外（尤其東盟及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學生來港升學。除了設立非本地生限額，我們更應設立內地生限額及國際生限額，務求建設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時，現時香港各高校本着「院校自主」旗號，多數在不同地區也使用相若宣傳材料，推廣該校課程。此舉雖然做到「雨露均霑」，但更多卻是「願者上釣」，院校缺乏對個別地區的深耕。

大學應分工定向「搶人」

參考內地「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的方式，香港各院校實應做國際分工，由個別院校甚至是院校內的個別學院，各自負責一個國家／地區，甚至是不同國家／地區中的特定類型院校，藉此加強「搶人才」成效。例如浸大、嶺大及新近升格的聖方濟各大學，其辦學背景為基督宗教，便可定向拓展一些基督教地區及院校；教大先後於2017及2020年參與世界銀行項目，分別協助完善越南及柬埔寨教育體系，未來便可成為東南亞教育研究重地及師範搖籃。

最後，設立「留學香港」獎學金，實應參考英國「志奮領獎學金」及美國「富百勵計劃」的經驗，不應只着眼於頒授獎學金的環節，更應考慮事前宣傳、人才在港的聯誼、舊生網絡的維繫，使公帑妥善運用，讓人才成為在祖家說好中國（內地）及香港故事的好朋友。

作者是檢定教員、教大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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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