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五：中國式現代化：一個後發式現代化的啟示

【明報文章】理解當下中國，繞不開「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關鍵詞。不過如何讀懂這一複合詞語？筆者以為，拆開來看，「現代化」是共性所在；「中國式」是個性部分。合起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又體現着後發的現代化國家對現代化的新理解、新實踐。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新的「有機嫁接物」，如何生長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幾何，值得觀察。

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

現代化起源於西方，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國的現代化探索起自晚清時期，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後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國防現代化），從器物、技術到制度層面，經歷過「向西看」、學蘇聯的階段，在不斷「正反合」當中尋找適合的道路。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期間，看到日本汽車工廠人均年產量是中國最先進汽車製造廠的90多倍後，他說：「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之後他提出了一個令世界關注的課題——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

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一字之差，歷經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國力不可同日而語，此時的自信、自洽成分更多；但延續未變的，是對國情認知和道路選擇的清醒。

對於現代化，國際社會有通行指標，比如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城鎮化率等；衡量人的全面發展的貧困率、人均壽命、受教育水平、嬰兒存活率等。在理念和政策導向上也有一定共識，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吸引人才制度、政府公共政策與制度等。中國是這些「共識」的積極「對標」者和吸納者。

與此同時，現代化的定義權也長期被西方壟斷。現代化一度被認為是朝着歐美型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演變的過程。但實踐表明，單一模式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上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基於自身現代化理論在非洲開展了大規模的發展實踐，惟多以失敗告終，概因「水土不服」。

今年9月中非合作論壇在京舉行，中國提出與非洲國家共進現代化。但觀察中國的做法，意不在讓非洲國家按中國模式亦步亦趨，而是使非洲了解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方法論，即結合各國國情找到合適的現代化路徑。

西式現代化無疑創造了多個先進模式，但並非完美無虞。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直言民主陷入了困境——在很多地方，民主政府並不能為普羅大眾提供基本的社會安全、教育、公共衛生；相較民主，「強政府」才是首要。西式現代化也走過許多彎路，比如人類生存發展與生態失衡、不同群體之間的貧富差距、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等。

打破「現代化等於西方化」迷思

作為後發式現代化國家，中國的優勢在於能夠站在全球和歷史視野下「取長補短」，比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物質和精神並重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些新指標、新內涵，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個性」部分，也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有益補充。

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價值，在於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一過程中有「兼收並蓄」，有「量體裁衣」，也有「與時俱進」，蘊含着中華文明智慧。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之一，也在於將現代國家形態根植於、浸潤於中華文明母體中，從而賦予現代化道路更為深遠的文明歸屬和人心認同。一些選擇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國家，與本國文明母體切斷聯繫，在「異化」和「撕裂」過程中陷入認同危機，殊為可惜。

前路「必有艱難險阻」

中國式現代化當然不會一馬平川。中國領導層清醒認知，前進道路「必定會有艱難險阻，可能遇到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外部，美國大機會延續以戰略競爭甚至遏制為主、以合作與交流為輔的對華主基調。世界局部衝突多發，多國主動或被迫捲入，大規模戰事並非無可能。「止戰促和」、「反霸不爭霸」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屬性，也是中國可以給世界帶來的穩定和安定因素。

在內部，中國經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轉型，短期內困難因素增多，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00多項改革措施亟需落地，重振社會信心。長期來看，若轉型順利，中國可引領世界經濟走向更繁榮的方向。

把自己的事做好，同時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多貢獻，則中國式現代化是成功的；其「個性」能夠得到更多認可、追隨，也是對世界「共性」的反哺。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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