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目：應檢視警方應對精神健康危機方式

【明報文章】早前北角一名有精神障礙的男子，於家中在與警方的接觸中死亡。這無疑是一個悲劇。但不幸的是，這類事件在世界各地並不罕見。

儘管世界各地警方在如何應對精神健康危機方面的培訓嚴重不足，警員通常依然是首先到達現場處理事件的應急人員（first responder）；而只要簡單搜索一下，便會發現單是今年，已有無數名有精神障礙的人在與警方的互動中不幸死去。

隨着此類死亡事件持續增加，各地開始認真檢討警方是否適合參與處理應對精神健康危機。不單止多地有推行改革的呼聲，甚至有些地區，例如澳洲的新南威爾斯省，警方自身都認知到他們並不一定適合應對此類情况——因為他們自己可能就是令局面惡化的因素（escalating factor）。

香港當務之急是承認正視不足

香港可以從其他地區的經驗中，汲取到哪些教訓呢？當務之急是承認和正視警方在面對精神健康危機時的不足之處，而不是僅僅將其看成一宗正當使用武力的不幸事件。

有關香港警方如何應對有精神障礙人士的討論，並非新鮮。2015年，一名自閉症人士被錯誤控以誤殺。警方在該次事件中的處理手法，受到猛烈批評，因而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檢討應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精神健康條例》下簡稱MIP(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的相關程序。隨後香港警隊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包括「守護咭計劃」、訂立「行為指標」，以及為警員開展相關培訓。

警方需訂清晰全面守則

數年來，這些措施的效果時有被質疑。而除此之外，香港警方幾乎沒有其他針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指引。《警察通例》第34章〈家庭衝突、性暴力及易受傷害人士〉中，僅包含一個標題為「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簡短指引。其內容僅指出，無論該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是受害者、證人還是疑犯，警方應當尋找合適成人陪同並協助該人，及應向該合適成人提供相關信息，以幫助其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責任。

香港警方在面對精神健康危機時缺乏具體指引，令人擔憂。至少，警方需要制訂清晰並全面的守則，要求警員在此類情况中，首先要緩和情勢（de-escalate）。世界各地已經發展出多種具體的、可用來緩和情勢的方法，它們通常包括令目標冷靜下來，並通過言語交流來建立互信。

共同應急模式 或是最可行選擇

無論香港警方採用哪種方法，都應該非常清晰及具體地在守則中逐步列出，以盡量減少警員在高度緊張的情况下，做困難的判斷的需要。這些守則還需要落實在警隊培訓中，而培訓的設計需有效和具針對性。

其中一個可參考的例子，就是精神健康危機對應訓練課程（Mental Health Crisis Response Training Program）。該課程可通過虛擬現實形式參與，課程包含培訓手冊、情境模擬（problem-based scenario）和經驗證的評估框架（DePICTTM）。有研究證明，該課程可大幅提升警員緩和及應對精神健康危機的能力。

除了培訓和制訂守則，香港應考慮採用新型模式應對精神健康危機。例如採用危機處理小組（Crisis Intervention Team）模式，訓練自願接受此培訓的警務人員，然後將涉及精神健康危機的求助個案交給那些警員處理。

或者，香港可考慮採用共同應急模式（co-responder models）。這種模式通常由警員和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如精神科護士）來共同應對精神健康危機。他們合作的方式有一定彈性，例如團隊可以同時抵達現場，而如果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未能及時到達的話，亦可隨後加入，又或者以電話或視像形式參與。此模式的具體操作，應當根據實際情况調整。考慮到香港的資源和其他實際因素，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線上參與的共同應急模式，或許是最可行的選擇。

在精神健康危機處理過程當中出現死亡事件，對個人、其家庭及社會與警方之間的信任造成的傷害，是難以想像的。香港需要關注其他地區是如何應對相同危機，並採取切實措施促成改革，以避免悲劇重演。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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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