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青年房策與經濟不平等 到底有何關係

【明報文章】早前傳出房委會正考慮設立「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的消息。這項計劃的源起，與不少年輕人申請公屋的現象有關。有人認為這是年輕人「躺平」的表現。其實所謂「躺平」，可能也是富裕社會向青年人提供了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反映了社會流動困難，故年輕人放棄「上進」。推出新政策提高年輕人置業的機會，就被視為應對「躺平」的方法。如果這政策有效，即可以提升社會流動的機會，變相紓緩經濟不平等這問題。

但筆者想提出一個觀點：鼓勵或幫助青年人置業的政策，未必是處理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流動不足的主要藥方。

職場未必可充分解釋經濟不平等

要談社會流動，就要釐清一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是基於怎樣的機制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析，多以職業為主要依據，將人分成不同階級，背後邏輯是因為職場地位和工作性質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工作穩定、收入豐厚的醫生律師，又怎會與工作不穩定、掙取接近最低工資水平的外判清潔工是同一個階級？

然而，今天香港與不少所謂「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樣，職場和工作未必能夠充分解釋經濟不平等。要強調的是，職場上的不平等依然重要，但相對打工仔女靠出賣勞動力所掙取的薪金而言，資產增值在日益金融化的社會中，更能夠解釋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流動不足的問題。而各類型資產當中，房屋更是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本港私樓是公認的天價。世界上不少大城市的樓價雖沒有香港如此誇張，但跟香港一樣都出現年輕人買不起樓的現象。幾十年前的年輕人，普遍教育程度不及今天，惟今天的年輕人如沒有上一代的財政支持，要買到私樓比起上一代卻困難得多，這正反映了薪金增長追不上樓價增長。10年前風靡一時的《21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在書中就強調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這也解釋了為何跨代貧窮、向上流動機會不足等問題是如此難處理——因為就算基層出身的年輕人能夠取得高學歷，繼而成為專業人士，但若沒有上一代資助，亦不容易成為業主，該人也無法躋身眾人眼中的中產階級行列。

近年社會學有關階級的討論和研究，亦因此已經更重視資產以至房屋擁有權對經濟不平等的重要。Lisa Adkins等幾名在澳洲工作的社會學家，直截了當提出一個以資產（特別是房屋）為核心（而不是以職業為核心）的階級劃分法。在這個階級劃分法中，位居最上層的是投資者；投資者之下，依序為已供完樓的業主、正在供樓的業主、租客和無家者。

經濟不平等的核心邏輯

要注意的是，香港跟澳洲等大部分西方「成熟」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一點不同的是，我們有頗大的資助房屋體系，所以不宜完全將Adkins等的分析照搬過來。但由於包括房屋在內的資產增值遊戲應已是香港和不少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主要邏輯，這套分析肯定對我們有參考價值。

Adkins等以澳洲當局協助首置人士置業的政策（例如官方提供按揭擔保）為例，指出透過政策將租客送上業主階級，無助紓緩經濟不平等，因為政府推出措施令非業主置業，同時又會因為需求增加而推高樓價。有一些人無疑會因政策而躋身擁有資產的階級，並體現了向上流動，不過只要政府的政策會帶來資產增值效果，那麼經濟不平等的核心邏輯就沒有改變。同時，數十年的資產增值遊戲，早已令大量擁有資產者成為當下結構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我）。Adkins等人強調的是，這些有資產的人不會贊成政府透過政策令資產價格下跌。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政府，都難以透過政策去對付資產價格上漲這個核心問題。近來香港的情况正是例子——樓市和股市持續不振，損害了資產擁有者的利益，不少人因此對香港經濟抱悲觀情緒；今年初政府已在巨大壓力下全面「撤辣」，以穩定樓價。

諷刺的是，倘香港樓市和勞動市場的現有走勢長期維持下去（樓價向下而工資向上），理論上就會出現大家單靠出賣勞動力可以成為業主的一天（當然可能很多年後才可達成），靠一己之努力去改善生活條件就變得可能。這或者也是資本主義的美好承諾。

不過在政治上，任何資本主義政府都不可能看着資產價格下跌而不想方設法扭轉趨勢，否則絕大多數有資產者都會反對政府。而在經濟上，由於本身就已有不少人靠資產帶來的回報以維持其購買力，資產價格持續下滑，長遠也有可能帶來失業、減薪等惡果。

藉改革緩和經濟兩極化

簡單來說，擁有資產者靠資產增值累積更多財富；沒有資產者即使努力工作，卻難以晉身擁有資產的行列。結果只能是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化。那麼香港以至其他早已擁抱資產增值的資本主義社會，還可以怎樣修正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Adkins等在The Asset Economy一書的總結中坦言，沒有既有政策可以紓緩原來經濟結構帶來的問題。要避免社會兩極化更嚴重，Adkins等認為唯有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左轉。

在此刻的香港談社會主義，未必現實。事實上，Adkins等與Piketty不同，前者認為資產增值快過工資增長，並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它是各地政府推動金融化等政策的結果。既然如此，在資本主義下透過政策，反過來使工資收入增長跑得快過資產增值速度，也未必不可能。談「改革」是當下香港潮流。如果香港透過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不會消滅不平等，但應該對於緩和經濟兩極化有作用。

勿以為助青年置業就是靈丹妙藥

具體要如何做方能達到此效果，尚需有識人士提出洞見。但回到文首提到的青年置業議題，政策制訂者別以為令年輕人成為業主或躋身到置業階梯，就是促進社會流動或者修正經濟不平等的靈丹妙藥。我這樣說，不是反對「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的構思，惟這類政策或其他形式的青年住屋政策，都應該避免成為助長資產增值的手段，並應以如何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為依歸。

參考資料：Lisa Adkins, Melinda Cooper & Martijn Konings (2020). The Asset Economy: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New Logic of Inequality. Polity Press.

作者是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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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