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周永新：香港的變化與港人的疑慮
【明報文章】今年3月15日我在這專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香港改變了些什麼？〉，談到不少港人覺得香港改變了，不再是他們過去認識的香港，也不是為人稱頌的自由和開放城市，因此他們打算或決定離開香港。
過去半年香港出現的變化
距離上次寫該文章雖只有半年時間，但就在這半年，香港似乎又有了一些新變化：經濟方面，新冠疫情已經過去一多年，但經濟復蘇不似預期；社會方面，國家和香港在奧運的驕人成績雖振奮人心，惟整體社會氛圍卻仍然低沉；政治方面，《基本法》第23條立法成功，維護國家安全成為社會共識，但條文的實施仍有許多地方待澄清。
這樣，香港是否如一些人講的變得愈多愈差？筆者對這些人的講法並不認同。首先，香港要由治及興，改變是必須的，絕對不能留戀過去的「輝煌」——難道香港停留在以往那種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就會繁榮昌盛嗎？難道政府對危害社會治安的勢力視若無睹，社會就會自我調節和穩定嗎？難道港人仍然奉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漠視社會弱者的限制，基層市民會有上流的機會嗎？
面對香港的變化，筆者認為港人在思維上必須有所改變，也必須從正面的角度看未來；單單無的放矢的批評，沒有幫助。這樣，香港最近半年出現了些什麼變化？港人對這些變化有什麼疑慮？政府如何消除港人的疑慮？以下從經濟、社會、政治三方面分析。
李家超為香港經濟發展確定新方向
第一是經濟方面的變化。最近有學者和立法會議員再次提醒，香港如要重振經濟，就不能單吃「老本」，也就是單靠金融和地產作為本港經濟支柱。
香港的產業必須多樣化，從董建華擔任特首時已經提出來，曾蔭權在位時也有一些具體建議。但講來講去，似乎沒有一項能夠成事。現在李家超痛定思痛，總算為香港的經濟發展確定了新方向：在全力拓展一些創新科技產業之餘，更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下，全面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特區政府現在採取的經濟發展策略，市民是認同的，惟也有他們的疑慮。
首先，我們得承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十分宏觀的論述；具體而言，本港經濟將出現怎樣的變化？至於產業多樣化，特別是發展創科產業，市民雖覺得香港早應該這樣做，但以目前形勢看，內地的創科產業早已建立起來，香港卻仍在起步階段。這樣，香港怎樣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局及在其中發揮所長？
特區政府應知道，市民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未必有充分的掌握和理解。所以，為着消除市民的疑慮，政府在有關宣傳時必須多作解釋，並且以具體事例說明。此外，市民對「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意義，也未必有充分理解。政府要得到市民配合，必須有清晰的說明。簡單來說，政府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必須讓市民明白到經濟上的變化怎樣影響他們生活，特別是學業和事業方面的選擇及規劃。
保障市民醫療和養老服務使用權
第二是社會方面的變化。隨着跨域交通愈來愈方便，市民多體會到香港與大灣區連合一起是遲早的事，例如在大灣區消費已經成為港人生活一部分。除一般消費之外，市民發覺，由於本港醫療和養老服務資源不足，特區政府正探討如何借助大灣區相關資源，以達到資源互補的目的。這種香港與大灣區連在一起的趨勢，未來將如何影響本港市民使用醫療和養老服務的權利，特區政府宜多解釋。
另一與社會有關的變化，是人才和資金的需求。政府「搶人才」是否成功？政府的「吸金」能力是否收效？筆者無法評論；現在要談的，也是市民關心的，是政府最近公布的「國優計劃」（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即讓內地學生來港接受培訓，並且鼓勵他們留港擔任中小學教師，尤其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老師。
市民憂「國優計劃」改變本港教育制度
對於「國優計劃」，筆者從一些中小學教師得到的意見是：
（1）他們認為安排是適當的，因為香港實在缺乏科技知識的教學人才。其實若有適合的內地老師，一些直資和國際學校早已聘用他們來港任教。
（2）學生和家長一般不擔心這些來港的內地師訓學生的質素，也相信教育局會把關；况且現在任教大學的教師，其中不乏來自內地的研究生。
（3）學生及家長也有憂慮，覺得安排會令課程出現調整，更擔心這樣的安排會延伸到其他科目，這樣香港的教育制度會愈來愈接近內地，失去了本身國際性的特色。
綜合以上意見，本港市民對「搶人才」和「國優計劃」，大致上並不反對，因為香港既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足夠和合適的人才至關重要；不過，他們擔心這些改動可能令香港原有的優勢非但沒有加強，且有褪色的可能。
市民對政治生態急速改變有疑慮
第三是政治方面的變化。2020年訂立的《港區國安法》，及今年落實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無疑令香港的整體政治生態出現了變化。市民就是認同維護國家安全是他們的責任，也覺得香港要「由亂到治、由治及興」，政制上的改變是必須的，不過對政治生態這樣急速變化，亦有他們的疑慮，包括：
（1）一連串保護國家安全的措施推行以來，市民的生活雖沒有實質改變，社會也少了關於政制發展的爭拗，惟市民對政治的態度明顯出現了變化。例如早年區議會和立法會改選時，市民並不如過往般熱中投票；以往經常出現的遊行和請願，也近乎絕迹。
此外，市民雖有多種表達意見的渠道，但市民因對相關法例不了解，覺得自己表達意見的權利受到限制。就算政府多次強調只要批評是根據事實，對政府施政的評論是可接受的，但為了消除市民疑慮，政府看來還需多解釋。
（2）市民的生活儘管沒有實質改變，惟在文化活動領域上，市民覺得情况並不如前，例如一些文化活動無法如期舉行、一些書籍得不到推薦、一些展覽被勸取消部分敏感題材和展品。這些限制或許是必須的，免得當事人觸犯法例，不過市民覺得限制必須有理據，否則他們無所適從。
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 不應被忽視
（3）關於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政府從去年開始在各地區成立關愛隊，並增加資助項目。對於這些與市民福祉有密切關係的措施，市民是歡迎的，也覺得符合市民的需要。
不過，在組織關愛隊和審批資助計劃時，一些市民和團體覺得自己的參與得不到重視，或申請資助時得不到明確答覆。這些例子或許是少數，但市民的社會事務參與權不應被忽視，政府也有責任鼓勵市民參與社會事務，以達到凝聚社會共識之目的。
疫情過後，香港出現了不少變化，市民在適應過程中產生疑慮是自然的。只要政府詳加解釋，消除市民的困惑，相信香港會變得更加和諧及團結。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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