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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香港改革 為誰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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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對香港社會帶來了新討論和新思考。毋庸置疑,這次會議標誌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並健全其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

這一系列表述,彰顯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殷切希冀;同時也啟發香港各界思考,香港的改革究竟如何改和為誰改。

基於上述背景,近期香港社會裏「改革」之聲四起,政界、商界、文化界及學術界等相關人士紛紛討論,似乎人們第一次認識這個詞——在香港這個社會,什麼叫做改革、改革方式是什麼、內容是什麼、改革會有什麼結果等問題不斷被拋出。誠然,人們熱烈討論社會的發展,體現出公眾對社會進步的渴望,也側面透露出今天香港社會走到一個轉折點,成為了共識。

改革的根本價值

實際上,討論「香港改革」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政治體制、歷史文化背景差異,許多港人常常對於中央精神和指示不夠理解,對中央文件措辭和表述存在認知偏差,甚至存在相當一部分港人對於國家發展規劃和計劃表示冷感甚至牴觸。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也是將來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需克服的困難之一,我們毋須提到這一現象就諱疾忌醫。反而在如今這個階段,不同群體更應尋求彼此利益的最大化。

我認為,反映在「改革」這一話題上,利益最大化的體現則是,無論任何團體或組織都應該明確:我們為誰而改,如何通過改革讓我們整個社會的幸福感提高、讓每個人的生活都能夠變得更好——這也許是香港改革的根本價值。

對特區政府的新考驗

因此回到香港社會本身,在經濟層面,面對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和國內外環境的複雜挑戰,香港要想繼續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轉型和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不僅是香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便對特區政府提出新考驗:過去政府應對企業發展的策略,如今是否依然適用;宏觀經濟計劃和微觀企業發展如何能更好配合;香港有否為新經濟形態創建土壤;面對國際競爭,政府如何協助本地企業走向國際;及如何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港經營等。不應忽略的是,政府還應明確香港與內地經濟形成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等。

以上也許會是未來香港經濟改革的核心。此時的改革,是為了每一個香港本地小商戶而改、為本地企業家而改、為香港和國家宏觀經濟而改。

在社會層面,改革則更細碎複雜。基層民生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難題之一。貧富差距擴大、住房緊張、教育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嚴重制約香港社會的整體幸福感和穩定性。特區政府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正視這些問題,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

土地和房屋永遠是影響香港社會運轉效率的核心環節。土地供應方式和力度能否優化、市民住房選擇能否更多元、住房結構是否可持續發展等,直接決定着社會的幸福感。另外,特區政府能否直面或妥善解決房地產市場穩定性與公營房屋大量供應之間的矛盾,亦會是香港房屋改革過程中的另一核心難題。那麼,此時的改革是為了身在香港、有住房需求的每個人。

政府有義務推進政制改革

此外,特區政府應當首先樹立自我革新意識,向全社會做出標竿示範。政府自身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增強全社會活力的催化劑,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根據《基本法》規定,政府有義務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民主制度,促進政治穩定及社會和諧。更進一步,特區政府還應加強法治建設,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具體而言,則體現在法律法規的更新是否及時、社會頑疾的出現是否跟政策陳舊有關等。此時的改革,是為了整個香港社會的行穩致遠。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應成為最強的驅動力。相對於生硬地向社會公眾宣講「改革」有多好,倒不如用實際行動令市民感受到正向變化。要實現這一目標,意味着政府需運用政策力量化解社會發展的難題,在每一個微小的決策中,運用創新和改革意識,擺脫過去「抄作業」的施政思維。

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政府與全社會目標一致,明確改革的積極意義和最終目的,確保改革方向正確,這包括明確改革的重點領域及關鍵環節、制訂科學合理的改革方案等。社會各界應積極參與改革進程,形成改革合力,以提升社會整體幸福感和國際競爭力為終極目標。筆者相信這也正是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在香港的最大體現。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江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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