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阮穎嫻：消費降級 愈儲錢經濟愈墮落
【明報文章】近期中國出現「消費降級」。中國大陸在疫情後復常，但消費恢復上始終乏力，不單止沒有「報復性消費」，反而出現「報復性儲錢」。一些年輕人在經濟低迷之下，設定嚴格的儲蓄目標、縮減日常開支；更甚是在社交媒體上尋找「存錢伙伴」，互相監督儲蓄進度，確保自己可堅持目標。上海人均價格在500人民幣以上的餐廳，從去年中的2700多間，大減至今年1300餘間，縮水過半。一些高級餐廳即使逃過倒閉命運，也開始降價求生，推出「窮鬼套餐」。
來港旅遊的大陸遊客，人均消費下降，變成「旅遊特種兵」，衝完景點即走，或者實行深度遊，減少在廣東道名店掃貨，結果廣東道名店執得就執，租金大跌。全港舖價下跌，很多炒舖發達的「舖王」都要損手。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24年首兩季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只有3.7%。消費者似乎受到種種負面因素影響，消費變得謹慎。
大房企如恒大、碧桂園等接連「爆煲」，房地產市場下行，不少人荷包縮水。買了樓但資產價格下跌，造成「負財富效應」使消費下滑。疫情防控時期漫長，市民避險意識上升，傾向留多個錢「傍身」。再者，地緣政治風險加劇，與西方國家貿易摩擦與日俱增，更有國家向中國加關稅，使中國經濟前景蒙上陰影，加劇了消費者的觀望情緒。
凱恩斯的儲蓄悖論
乍看之下，消費者因應負面消息而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似乎是理性行為。但如果所有人同時「勒緊褲頭」增加儲蓄率，非但不能增加眾人的儲蓄，反而會令儲蓄減少。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於1936年經濟大蕭條期間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這個「儲蓄悖論」。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普遍的節儉行為會加劇經濟衰退，這是因為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當人們減少消費時，企業的銷售額下降，導致生產減少，引發裁員，最終導致收入進一步減少，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經濟不景氣時，鼓勵消費而非節儉，才是刺激經濟復蘇的關鍵。
將此應用到中國最近的消費降級現象，如果大部分消費者選擇減少消費，將導致商品與服務的需求下降，企業銷售減少可能導致營收下滑，進而影響到整體經濟活動，形成一個負面循環。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那麼中國有沒有方法打破消費者的儲蓄情緒？主要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方法。貨幣政策的作用，是通過調控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利率，從而影響投資、消費和總體經濟活動。當消費降級時，中央銀行可以選擇寬鬆貨幣政策，例如降低利率，以減低借貸成本，鼓勵企業投資和消費者消費，進而刺激經濟增長。
今年以來，人民銀行的確有「放水」，具體政策包括降息降準（即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但幅度甚為克制，暫時對消費的刺激作用輕微。
中國在調控其貨幣政策時，會受到國際金融大環境限制。由於歐美國家利率仍然高企，而且美元強勢，若中國大幅減息，息差會進一步拉闊，有可能觸發人民幣貶值，加劇國際資金從中國流出和資產價格下降。
第二種方法，是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增長，支持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政府也可以透過減稅或者消費補貼，對症下藥支持私人消費。
惟近期中央政府沒有很積極支持消費，只有一些推動廢舊家電以舊換新等小方案。事關刺激消費，政府就要花錢，但政府的預算受約束，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新冠疫情幾年間，政府的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對財政構成一定壓力。加上房地產泡沫爆破，波及不少地方政府，地方債務陷入危機，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瀕臨破產，隨時要中央政府出手埋單，處理大量隱形債務問題。
第二是中共提出中國經濟要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去年習近平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發揮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這些創新產業，包括晶片、鋰電池、太陽能板、電動車、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量子科學等。
這些創新產業的發展，有賴政府對產業的支持，包括政府實施工業政策、動用自身開支補貼產業。這些公共財政的補貼，也增加政府支出。
事實上，中國一直以來應對經濟下行的方法，主要都是從供給側改革，包括推動投資、加快落實基建，少有從需求側着手改善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長此下來，造成消費佔生產總值的比率偏低。估計這次面對消費疲軟，政府很大機會沿用供給側改革舊路去尋求解決方案。
應對消費不振 香港同受掣肘
最後一提，似乎香港也面對「儲蓄悖論」這個問題。香港近期的消費復蘇緩慢，2024年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大插11.8%。很多人假日北上消費，有消費力的中產移民，新來港人士卻無法補上消費缺口，導致本地商店結業。
至於動用貨幣或財政政策應對消費不振，香港同樣面對掣肘：貨幣政策方面，香港實行聯繫匯率，不能自主減息；財政政策方面，由於政府面對千億財赤，難有餘力增加開支，只能搞點「夜繽紛」救港，暫時成效不顯著。如何擺脫香港現時的經濟困境，將會是對特區政府官員的一大考驗。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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