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我走東來他走西 空留兩手撿憂愁——如何避免三中全會涉港部分走過場
【明報文章】中央宣講團來港講解三中全會與香港利弊等問題，香港可細心聆聽和研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過，能否解決問題？全部都是香港的問題？也許還要冷靜思考，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此先提兩點。第一，過去無論我在體制內有職有銜，還是在體制外無名無分，也經常跟內地和港澳各方交流，竭心盡智，素來「提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力求提供可行性高、操作性強的建議；今天提出很多問題，也是這個態度。第二，尊重來港宣講的專家意見，聽了頗有得着，沈春耀對普通法深有研究，王文濤在應對外國壓力時也有其水平；但希望他們也多聽香港各方意見，共同找出問題的根源，才能藥到病除。
其實，對於香港的優勢和利弊，各方分歧不大；但對一些深層次問題的認知，卻有頗大差距。忽然記起《劉三姐》的歌，「我走東來他走西」，如不同時解決這些問題，即使悉力以赴，也會「空留兩手撿憂愁」。故引作今天標題。
（1）宣講求實質 勿變宣傳會
──這次宣講會分3場，原想全港上下理解中央意圖，從大局出發予以配合，但在安排和實效上不能達到這個效果。除了獲邀人士才可以出席之外，連發問的機會也是「安排的」，例如在政府總部的閉門會議，獲安排提問的是「四大巨頭」（政府是陳國基，立法會是梁君彥，行政會議是葉劉淑儀，全國人大則是李慧琼）。而他們的問題，令外界合理相信都是為答案鋪路的。
這種氣氛令人想到近期李家超的施政報告諮詢會，出席者都是獲邀或得到同意的（傳媒也只能看直播）。這種格局，連林鄭月娥年代諮詢會的氣氛也比不上，更遑論2004年喬曉陽來港的交流活動，李柱銘等多名民主派應邀出席；喬曉陽還專門挑選司徒華的問題回答。
我提這些，主要想說明：如果在形式上已令公眾認為是「由上而下照本宣科」，即使內容多麼充實、脫稿說出真心話，公眾也會產生不想被「洗腦」的反彈。
──還有一點不能忽略：過去官方對「不合適的意見」置之不理，有其選擇權；但後來發展到把不同意見都視為「唱衰香港」或「引起對官方不滿」，繼而打壓。這個過程沒有得到有效的平衡，積累至今已造成很多後遺症。市民和有心的人既不多言語，也不理會官方呼籲，只按自己的需要選擇。
──中央對港府的批評和要求，有些是有建設性的（例如要多了解內地規劃、改善行政障礙），各方可細心研究。但港人會問：北京又有否接受港人的要求（例如政治、選舉和言論空間不應收緊）。北京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應該分開處理；惟現實卻是，政治權利收縮必然影響市民對官方其他政策的投入感。所以，三中全會官熱民冷，無法通電。
（2）具體事情不宜只側重一面
──內地專家提了不少香港與內地的具體事情，有其積極一面，港府應盡快解決。但這些問題又是多角度的；想解決更要講求方法。例如「粵車南下」，當年就是考慮「兩地車輛流量必須不對稱」，才能避免港澳塞車問題。如今適宜從硬件和軟件方面逐步解決，而不能急就章。
──又如專才來港，港人不會一概否定。惟香港吸納專才的方法與外國不同：外國一般先有工作才讓專才流入，但香港先讓專才流入，如今據調查顯示，兩成專才還未找到工作。此外，圈內已發現副作用和弊病，例如有專才取得留港資格後，來港只是「現身」，而不在港工作，更不會租樓或置業。有些個案還可能涉及「買名額」，需要有關方面跟進。
──又如「香港要構建有利的話語體系、敘事體系，對外說好內地和香港故事」，與負面輿論抗衡。沒錯，方向和責任對頭。但這靠香港「有英語優勢和廣泛的國際聯繫」就可以做到嗎？關鍵是內容和方法：有沒有讓外界信服的「質」？是否容許多元化的「巧」？且看內地，外語人才、宣傳機器和資源多的是，還滲透到外國去，為什麼它們不能說好中國故事，而要香港出口相助？
──又如香港的貨櫃航運業，已被擯出全球十大之外，內地埋怨香港的價格遠高於深圳和上海。對！這是原因之一。以前有些港官視野不廣、吃老本，也是原因之一。但如要找出更重要的原因，則必須追本溯源：誰把香港的財團養肥？如果沒有當年的刻意傾斜，會出現今天的後果嗎？好，這些問題今天需要解決，惟這牽涉國際航運路線大重整、內地和鄰近航運業競爭，以至官方與經營者關係改變的問題。內地指港府無切實措施，整頓大財團壟斷和搞亂市場，但大財團與內地不同層次的官商關係，又豈是港府能夠影響的呢？再看遠一點，這還涉及如何對待資本家的問題，能用對待馬雲的方法處理嗎？
──三中全會的一個焦點，是要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同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產生「雙循環效應」；所以，未來的「五年規劃」就很重要了。沒問題，「做大個餅」，相得益彰，思路合理；誰都知道香港的位置「不可替代」、有很多「金漆招牌」。內地說不斷為香港創造條件，例如外籍的永久居民取得往來內地通行證，就是一例。
不過，從整體格局和具體落實的過程看，到底有否把香港拉入內循環？還是在不自覺中讓國內外大環境和大趨勢，限制了香港的外循環呢？其實，兩者可以對立統一，但關鍵是中央怎樣處理中外關係？中央認為國家安全的問題理順了，惟外國和外商的信心是否就此穩定下來？這是能否實事求是處理的基本問題，香港毫無主動權，只能努力說好無法說好的香港故事。
（3）「問題主導」與事物原點
──王文濤說得好，要由「問題主導」作考慮，找到和抓準問題，逐個解決。惟怎樣才能找到和抓準出現問題的原點？外國因素確是原因之一，但這是否主要原因？還是外國利用中國內部問題而借力打力？我從來不否定，也不輕視，外國壓制中國發展，必須小心應對，但是否「攘外必先壓內」？已是千年老話題了。
──最近還有一事值得注意，就是澳門可能出現非本地出生的特首。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看看楊奎松的《建國史研究》，就會發覺這是早已出現的政策。書中顯示，「南下幹部」比「南方幹部」更受重視，前者更懂得領會中央精神，讓中央放心。這不知會否在香港發生？但「他朝吾軀也相同」已隱然成慮。如果民心理不順、官心商心穩不住，又怎樣用「問題主導」的方法解決呢？
──眼前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官民上下不對焦，「我走東來他走西」。以紀念鄧小平120周年冥誕為例，民間懷念他的改革開放和不要集權的主張，惟官媒則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和「全黨要有核心」。在現實上，各自側重也沒有問題，只要不造成傷害就行。但我始終好言相勸，尋找和抓緊問題的原點，官民才能冷靜應對，消除互不對焦的狀態。這才不會「空留兩手撿憂愁」哩。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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