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閻小駿：香港改革 需突破殖民主義文化影響
【明報文章】現代香港是殖民主義的產物，處處都留下了港英殖民統治的深厚痕迹。1942年5月，一本名為《英華文摘》的中文雜誌，就曾摘登一個叫莫克森（G. C. Moxon）的作者所寫短文〈閒話香港〉中譯本，其中說到：「今日的香港是一座現代的城市，有着一切為科學與經驗所能供應的快意事物」；「在不足一世紀之內，把這個孤懸海中不毛小島變成一座近代大城市，大概將永為英國殖民偉業中最驚人的業績之一吧。」
殖民權力 影響深遠
20世紀的殖民主義者肩負用自己的所謂「優越」文明，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上全面管治和塑造被殖民統治國家及地區的任務。殖民權力具有無遠弗屆的壓迫性、歧視性、規訓性、改造性和對抗性，其對被迫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的地區及其人民的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
殖民主義嫺熟使用文化工具，其產生的文化影響也不可低估。以英屬印度殖民地為主要對象的底層研究學派（subaltern studies）代表人物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就認為，英帝國在南亞的殖民權力，熟練地附會於印度傳統文化觀念中的暴力觀念，同時輔之以文明進步為名的話術欺騙，以及西方殖民者自詡的對於落後民族的道德優越義務，構成一個混合的權力結構。
殖民權力的主要任務，是確立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製造殖民者對於被殖民民族的文化優越地位，建立起以西方霸權為基石的文明等級格局，固化處於被殖民統治地位的弱勢文明對於自身文化的自卑和蔑視，以及對殖民者文化的崇拜和嚮往。
中國官方認為，香港從來就不是殖民地，但長期處於港英的殖民統治之下。一個多世紀的殖民管治，不能不使殖民主義文化遺產對香港本地的政治發展、政治話語乃至管治思維產生持續影響。今天，要真正落實香港的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就必須切實破除這些殖民主義文化影響，方可贏得更大創新空間。
殖民主義文化的三方面影響
殖民主義文化遺產對香港的持續影響，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第一，殖民主義者給香港社會遺留了一整套高度對抗性（contentious）的政治話語，及在本地持續推動這些話語的政治議程儲備。由港英政府推動的「代議制民主」文化，即是很好的例子。香港在港英殖民統治之下沒有民主可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動所謂代議制民主的進程，與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同步展開，構成殖民統治者政治撤退部署的重要環節，其目的是促使回歸後的香港社會「民主拒中」。
1983年1月28日，英國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說，「我們必須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使它能在短時間內達成獨立或自治（註1）」——清晰表明英國政府給香港遺留的所謂「代議制民主觀」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在20世紀90年代，末代總督彭定康所推進的「三違反」政制改革，繼承、落實並發展了戴卓爾夫人制定的策略，把對抗性「民主」文化引入到香港的政治制度、社會輿論，甚至是對於香港前途的願景構建過程中，其文化影響具有長期性。
第二，殖民主義者推崇的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哲學及理念，對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建設，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香港的所謂「小政府」理念，起源於由1961至1971年間擔任香港財政司的英國殖民地官員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發明的「不干預政策」；後來被他的繼任者夏鼎基（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修改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政治實質未變。
「大社會，小政府」的管治文化，適應英國殖民者在傳統工業經濟時代對殖民地施以經濟掠奪的需要，卻難以適應一個變化了的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它一方面難以適應新的技術革命浪潮，另一方面也無法滿足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對更優化的政府服務、經濟增長和管治質量的多重要求。惟由於殖民文化遺產的堅固影響力，要對此推行適應時代的變革，可謂困難重重。
第三，殖民主義遺留勢力掌握文化工具，在回歸後的香港保留了高度文化影響力。殖民主義從來都是一個文化工程。正如阿吉爾．古布塔（Akhil Gupta）與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on）所說的那樣，「把文化作為一種秩序的觀念，自然是西方思想中久已建立的理念。這種秩序是永續常在的，如同霍布斯（Thomas Hobbes）筆下的利維坦（Leviathan）一般，足以抵抗不斷出現的各種混亂與失範的威脅」（註2）。
殖民主義遺產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文化影響是持續的；其對於香港青年一代的影響，尤其更是不容忽視。近年來，香港管治中所一度出現的嚴重困難局面，也正是由這樣的深刻複雜內外因素所共同造就。
改革進程裏需探討的議題
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如何採取綜合措施破除殖民主義者遺留的文化遺產及其文化影響，使香港改革發展得以脫離其影響，開闢新的局面？如何在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積極與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實現交流互鑑？如何在香港的發展願景中，實現既有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又有全球文化八面來風的良好場景？這些問題，相信都是在香港進一步深化改革進程中，值得全社會考慮與探討的重要議題。
註1：戴卓爾夫人，《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1994年，頁362
註2：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Culture, Power, Place: Ethnography at the End of an Era”, in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Akhil Gupta & James Fergus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 London, HK), 1997, p.4
作者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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