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拜登與《紐約時報》的矛盾背後：總統與媒體的權力衝突

【明報文章】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現任總統拜登在6月底的首場大選辯論中，表現堪稱「災難」。他聲音沙啞、說話斷斷續續，幾乎讓人聽不清他在說什麼。這樣的表現，似乎印證了人們對他年齡和身體狀况的擔心（他今年11月將滿82歲），民主黨支持者方面隨即出現不少呼籲「換人」的聲音。

對「換人」喊得最賣力的一家媒體，是在意識形態上偏左、長期支持民主黨的《紐約時報》。它連續刊發社論和多篇評論，呼籲拜登退出競選，改由其他民主黨人與特朗普競爭。

實際上，《紐約時報》此次積極發聲並不令人意外——過去數年，它一直非常關注拜登的年齡問題。這家大報雖然被共和黨支持者視為偏袒民主黨，但它實際上和拜登團隊之間鬧過不少矛盾，十分缺乏互信。從這些矛盾中，我們也能一窺美國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

《紐約時報》的抱怨：拜登對媒體過於封閉

從《紐約時報》的視角來看，拜登政府最令人不滿的一點在於：對媒體過於封閉，給記者的採訪機會非常有限。

去年年初，拜登上任總統兩周年的時候，《紐約時報》曾經專門發表長文，批評拜登在任期頭兩年舉辦的記者會太少了，僅有20次，是自列根總統以來的最低紀錄——而列根舉辦記者會的次數少，還是因為他上任不久就遭遇了刺殺行動，為了安全起見減少公開露面。

相比起來，特朗普在任期頭兩年辦了39場記者會，奧巴馬辦了46場，克林頓辦了83場。如果我們把視線再拉長，會發現胡佛（1929-1933年任總統）在兩年間居然辦了164場記者會，柯立芝（1923-1929年任總統）更是辦了180場之多。

記者會是面向一群記者的場合，那麼，單獨面對一家媒體記者的採訪呢？拜登同樣是做得非常少。他在任期前兩年只接受了54次採訪，而特朗普則接受了202次，奧巴馬接受了275次，列根也做了106次採訪。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接受的這54次採訪中，還有不少次接受的是明星、KOL的採訪，而非專業媒體。比如，採訪過拜登的名人包括：演員Jason Bateman和Drew Barrymore、天氣預報節目主持人Al Roker，以及YouTube上的男性美妝KOL Manny MUA。這些名人明星的採訪一般來說都要比專業媒體輕鬆得多，大家不太會問出非常尖銳、有挑戰性的問題。像演員Drew Barrymore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送什麼禮物給妻子？然後拜登就花了很長時間介紹自己給妻子每年寫的詩。

和拜登欣然花時間與名人明星聊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上任後從未接受美國任何一家主要報紙的採訪，其中就包括了《紐約時報》。

這讓《紐約時報》感到難以接受。在報道中，這家報紙表示：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接受過《紐約時報》的採訪。同樣的，幾十年來的每一位總統也都接受過《華盛頓郵報》的採訪。這其中包括了特朗普——雖然他總是把「主流媒體是人民的敵人」掛在嘴邊，但在接受採訪方面，他並不吝嗇。反倒是拜登，從未公開攻擊過《紐約時報》，卻也從不坐下來接受這家報紙的採訪。

在美國媒體和政治的圈子裏，已經有一個公開的秘密：《紐約時報》出版人A.G. Sulzberger急切地希望得到專訪拜登的機會。據政治媒體Politico報道，有一次副總統賀錦麗到《紐約時報》做非正式會談時，A.G. Sulzberger曾經花了好幾分鐘的時間問她：為什麼拜登仍然拒絕接受任何一家大報的採訪？賀錦麗的回應是：建議你們與白宮新聞辦公室聯繫。

拜登團隊的不滿：

在美國民主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識時務

在任何一段緊張的關係中，不滿都是雙向的。當《紐約時報》為拜登不接受專訪感到憤怒時，拜登團隊也因為《紐約時報》的一些報道而不悅。

讓拜登團隊產生不滿的報道，顯然都是對他的民意和選情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消息。比如，《紐約時報》駐白宮首席記者Peter Baker持續關注拜登的年齡問題。再比如，拜登兒子亨特‧拜登在烏克蘭涉嫌不當海外交易的消息，一開始只是一些傳聞，但《紐約時報》認真跟進這一話題，讓傳聞被人們更嚴肅地對待，這也讓拜登團隊非常生氣。

具體來說，《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引用了不少特朗普親信的說法，稱拜登在擔任副總統期間曾經為了兒子的商業利益而對烏克蘭採取了相關的政策。報道刊發後，拜登競選團隊的一名核心成員給《紐約時報》主編寫信抗議，譴責這份報紙在傳播早已被闢謠的陰謀論，並表示這跟俄羅斯宣傳機器以及美國極右翼媒體沒什麼兩樣了。

而站在《紐約時報》的角度來看，他們不過是在做一家媒體該做的事情：從一切可能的方向去監督手握大權的總統，報道盡可能多元的聲音，即便其中的一些聲音是來自特朗普和他的親信。

但在拜登團隊看來，這是難以忍受了：都什麼時候了，怎麼還在講那些迂腐的道理？他們真心認為，特朗普不僅是競選對手，更是會將美國民主帶入深淵的人，而能夠在這個緊要關頭力挽狂瀾，拯救美國民主的，只有拜登了——考慮到這個背景，《紐約時報》真的不應該再去追蹤年齡和健康問題，也不該去放大那些關於亨特‧拜登的陰謀論。在拜登團隊看來，那並不是所謂「不偏不倚」的中立，而是讓美國的民主陷入巨大的危險當中。如果民主制度都將沉淪，那麼《紐約時報》也將失去言論自由的保護。

這一套說辭並不能打動《紐約時報》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覺得，特朗普的出現，讓民主黨人對記者的期待發生了扭曲，讓他們忘記了媒體的獨立性，竟開始要求媒體偏袒一方。駐白宮首席記者Peter Baker就表示：「我報道過的每一任政府都會抱怨我們的報道。這是自然規律……我們不會偏袒任何人。」

衰落的主流媒體，劣勢的拜登團隊

理解拜登和《紐約時報》的矛盾，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兩邊的日子都不太好過。

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在過去一二十年遭到社交媒體的巨大衝擊，它們不再有壟斷信息渠道的能力，在民眾當中的信任度也急劇下降。拜登不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也許帶有一些私人恩怨的考慮。但是，他不接受所有主流大報的採訪，反倒把機會給KOL，只能說明一件事：拜登團隊是在根據新的傳播環境，有策略地選擇接受誰的採訪。

他的團隊知道，明星和KOL已經是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年輕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接受他們的採訪，風險小、收益高，何樂而不為？與此同時，拜登團隊也在TikTok上開設帳號，直接接觸年輕選民，繞開媒體的信息過濾，更進一步削弱了主流媒體的影響力。

再來看拜登一邊的麻煩處境——本屆大選迄今為止的民意調查，持續顯示拜登落後於特朗普。再加上他在首場辯論當中的糟糕表現，確實令很多人感到着急。上個周末發生的特朗普遭遇刺殺事件，更可能進一步鞏固共和黨一方的優勢。

《紐約時報》在評論版面中接連不斷地呼籲「換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大選嚴峻局勢的一種反應。而另一方面，這家報紙即便再嚴厲地批評特朗普，也基本上不會激起任何漣漪——因為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不會受到《紐約時報》的任何影響。

這樣看來，發生在總統和大報之間的那些矛盾，也只是兩個失意者之間的摩擦。它既展現了美國民主的精神——總統對一家報紙不滿，也只能去信抗議，無法直接干預，同時也顯示了制度在對抗民粹主義領導人方面的限度——如果特朗普真的將要再次上台，那麼無論是拜登還是《紐約時報》，都需要做好準備，迎接猛烈的衝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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