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打破生產關係牢籠 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

【明報文章】去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黑龍江省考察期間，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自此，新質生產力慢慢為人熟知，但現時在香港政府及大眾的理解，新質生產力就僅是要創新。當然，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沒有錯，惟其內涵不止於此。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沒有抽象的人和社會現象，而人為了生存都必須從事生產活動；社會的各種關係及現象均受生產關係制約，社會處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的進步，要求生產關係不斷與之適應，方能推動社會進步和變革。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後，一直想方設法提升中國生產力，每一代領導都就當時面對的環境提出有關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留意到當時中國落後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是制約發展的最主要原因。他在《論聯合政府》提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建政之初，中國面對封建土地制度及工業落後的困境，無論是生產關係及生產力都受制約，因此當時利用國家力量開展土地改革及政治動員，以推動及解放生產力。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指出「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到1992年，他於《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更直言：「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從實踐所得出對解放生產力的理解：不一定要靠不斷革命，而是靠改革經濟體制，打破計劃經濟的局限，從而發展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力。

不能僅從「創新」理解新質生產力

之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第一個就是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也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可見每一代中共領導都非常重視發展及提升生產力。要理解新質生產力，不能僅僅以「創新」兩字去了解，更要明白生產力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及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互動。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劉典提出「一二三四五」框架，方便我們了解有關新質生產力的要點。「一」指的是當然就是「創新」這個核心，這很易理解；「二」指的是要解決兩個問題，分別是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及擺脫傳統生產力發展路徑；「三」是指3個特徵，即高科技、高效能及高質量，高效能體現在對資源的利用，而高質量則是指追求發展質量；「四」是4個發力點，即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綠色生產力、形成新型生產關係，及暢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最後「五」就是回到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當中創新是新質生產力核心，協調是內在要求，綠色是重要支柱，開放是外部條件，而共享則是根本目標。

這框架有助我們基本理解新質生產力內涵。除了我們常提到的創新，其實也是回應了2015年提出的五大發展；更重要是明白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要回應現時中國高質量發展所面對的困境。因此香港的愛國者在思考本港如何推動新質生產力時，也不能單單只思考創新，而應回到更基本思考香港現時的發展問題。

再回到本港情况。香港在「由治及興」過程中，需要「興」的動能以追求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肯定是核心，惟卻不是全部，這是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相互作用：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會推動生產關係改革，但同時生產關係亦有可能出現反作用，阻礙生產力發展。因此若新質生產力沒有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支撐，也未必能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

的士發牌政策 如「生產關係牢籠」

單說理論有點抽象，這裏舉一個本港實際例子說明之。網約車成為香港近期熱門話題。良好的網絡連結、大數據應用、手提電話普及等因素，我們可視之為生產力方面的改善；沒有這些因素，網約車產業是不可能建立起來。而在生產力進步後，包括中國內地及很多國家都將網約車合法化，使市民出行更便利，生活質素也提高了。

但香港的士之發牌制度，一來因為政府限制了發牌數目，過度限制新的服務業者進入市場；二來因政府在車費上的規限，沒有了網約車依據當刻市場需求的車費彈性。這種生產關係，倒過來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1994年定下之的士發牌政策，可說是英治政府留給香港的「生產關係牢籠」，束縛了這方面的生產力發展。現時特區政府檢討制度、推出車隊制，其實仍未能從生產關係去思考問題。新制度會改變現時業界的利益分配，卻不見得會有助生產力發展。雖政府願意嘗試改變是好事，但筆者對車隊制能否達到市民期望，卻抱懷疑，希望政府能持續監察並不斷改進制度。

未來政府績效指標

香港政府要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本港高質量發展，除了鼓勵商界及學術界發展新質生產力，自身亦應要找出各方面的「生產關係牢籠」。只有拆除這些牢籠、打破束縛並建立新型生產關係，才能夠支撐新質生產力以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可以說，政府各部門以打破各個「生產關係牢籠」作為未來的關鍵績效指標，亦不為過。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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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文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