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劉銳紹：二十七年彈夜月 不勝清怨卻飛來——香港回歸27年的漸變與突變淺析
【明報文章】一年容易又「七一」，香港回歸和實施「一國兩制」已27年。今天的標題引自唐代錢起的《歸雁》，原文是「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這標題不是完全負面的，含有雁倦知歸之意，但又隱藏歸來有怨，關鍵是不積怨和有怨能消。所以，本文只是擺出一些現象，沒有答案，也沒有系統，希望由微知著，能反映一些系統問題就夠了。每年「七一」，都是我黯然神傷與積極思考的碰撞時刻，今年又上心頭。
（1）觀察人事的漸變和突變
──過去5屆香港政府，沒有一名特首能做足兩屆10年（現屆李家超不計算在內）。反觀澳門，何厚鏵和崔世安都做滿兩屆10年。到底是什麼原因？無人能夠解釋，也不能簡單比較，因兩地情况不同。但無論如何，市民看到兩點：
（一）任期的因素不在特首本人，而在於擁有實權的人或人們；而且，不單在連任的問題上有變，在候選的階段也會變。例如唐英年曾被圈中人視為曾蔭權的接班人，後來則是梁振英當選；5年後，正當外界觀察梁振英準備連任時，他則宣布不尋求連任。又如曾俊華曾經因為「習握手」而令其「未來特首」人氣急升，但結果卻是「淡出江湖」的林鄭月娥訪京後一舉勝出。
相信這裏有漸變和突變的因素，但到底是什麼因素？不得而知。「競選」本身也許是原因之一，惟有關方面的「實際需要」也是共同的認知，只是外界無法證明「有無形之手」而已。所以，市民對此愈來愈感到事不關己，因為權力在高層，而且明文規定「特首由中央任命」，實際過程也變得無關痛癢了。
（二）變幻雖是永恒，但按什麼標準和需要而變？不知道。外界只感到每一名特首都全力按中央政策辦事，但卸任後則有不同境况，曾蔭權曾經成為階下囚。此後，港府領導層愈來愈重視政治正確；至於是否結合本地實際？或怎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看來已是其次了。
──強調「政治（要絕對）正確」後，上行下效，由政圈擴大到日常生活圈。27年來，香港愈來愈沒有「中間」，只有「忠奸」。這種文化影響了正事的中間落墨，導致政策必須政治先行。早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收集意見，袁國勇等學者建議不要把傳染病資訊視為「國家秘密」；陳弘毅建議「維持煽動意圖首次定罪兩年刑期」，毋須提高。這些意見都不被接納，可見「政治需要」的強力主導。
──這種態勢27年來不斷強化，近年更趨明顯。回歸初期，北京的治港政策是「抓好特首方向」，由他領導公務員，從而引導建制、影響基層，此乃間接管治。但後來這種態勢漸變，近年更是急變，成為鉅細無遺的垂直管治。這種變化目前難作定論，因為沒有平衡的討論基礎。惟如何平衡，將是能否「由治及興」的必須話題。
（2）從社會氣氛看27年變化
──人們思考，為什麼回歸後「敏感」日子愈來愈多？以前，「六四」和「七一」都不是「敏感日子」或「敏感詞」，但現在都「被敏感」起來。近年，6月9日、7月21日、8月31日都變成「敏感日子」。人們還記得，2003和2004年50萬人上街，以後每年的「七一大遊行」，以至2019年的百萬人大遊行，都很有秩序，救護車經過「如摩西過紅海」。其後，確實有暴力和破壞事件，有待法律處理和歷史分清事實。但人們的問題是：這個過程是怎樣形成的？這種漸變、急變和突變，以後會否一成不變？甚至固定下來就不求變？
──1997至2003這6年，北京對港的寬鬆和間接管治，與1980年代鄧小平時期的方案大致相同。其後，北京認為要「與時俱進」，喬曉陽2004年來港闡述的北京觀點，算是一個指標。我想，市民也不反對與時俱進的變，但關鍵是怎樣變？向哪個方向變？如果出現分歧，又該怎樣處理？雙方能否拉近距離？才是核心問題。如今想來，官民都可以冷靜回顧、調節和變策；尤其是擁有權力的一方，更應該明白在現實條件下，多元化的處理方法比單一的強硬有效。這是時間和耐心的問題，掌握鬆緊進退，放開自己心結，方能解開彼此心結。
──人們感到，1997到2012年是漸變過程；2012至2019年（即使2014年有「雨傘運動」）變速加快，但仍算漸變；2019年後則是急變和突變。那麼，這種「漸變慢，突變快」是怎樣形成的呢？是形勢急劇變化？還是力量與耐性發生變化？
人們又發覺，過去香港與內地有「兩制」之異，但近年差異模糊了，逐漸消失，甚至在不少領域已經沒有了。胡錦濤說「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如今前重後輕。這至少是市民的主流感覺，只要實事求是地看，就不會認為「抹黑」。不知日後公開表達這些意見，會否被視為「違反23條」？一切要視乎官方說的「由治及興」能否真正落實？
（3）從民間角度的回顧
──1967年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後，港英政府調整它的管治政策。如今特區政府着力拼經濟、抓民生，方向和模式跟當年港英政府相若。不過必須看到的是，港英政府不單搞「香港節」等文娛活動，還努力調和官民關係、解開市民心結，例如設立警民關係組，包括搞好跟左派的關係。當年我在左派報章負責基層採訪，而左派有23區（公屋）組織，警方人員與他們接觸時，在行動上特別和氣合作（順便監視自然免不了），有時還提供方便。如今，當局和建制中人會否嘗試與泛民人士恢復接觸，逐漸消除不暢感覺？這也是一種向好的漸變，但如無具體行動，「由治及興」就無從說起了。人們只能慨嘆：變緊容易變鬆難，「製（造）敵（人）容易交友難」。這又是中國政治的一種頑疾。
──自2004年以來，建制圈中有一種說法，就是「誰叫香港自己做得不好，才令中央感到不能不出手」。從反思的角度看，香港確實可以檢視27年來的事情（回歸初期與內地關係，確曾出現問題）。可是這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只要看看今天情况，就可以知道香港的自主能力有多大？政治權力固然消磨，經濟決策權也愈來愈小，只有按中央授予的執行權行事。
──自2003年以來，「外國和外部勢力」更是官方「必提的原因」。我從來不一概否定此說，惟更強調應對之法。否則，矛頭清楚向外，拳頭卻打在港人身上；精心部署的拒敵，就變成立竿見影的自傷。久而久之，由2003年開始的漸變，就會被視為今天突變的前奏和遠因；而其間發生的連串事件，就是推動劇變的變奏和近因。
二十七年彈夜月，只是彈指一揮間。對中外古今歷史，我總是向前看。日前，有一位大師點我迷津，我簡覆如下：「幸蒙德訓啟迪，余尚有光耀門庭之志，不欲家國風雪，城廓無人，雲翔藍橋，更不想見英強超我，摘我桂冠。」回歸與雁歸，都不願清怨同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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