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新雙城記——新加坡與香港

【明報文章】當年面對西方列強入侵，清政府招架無力，李鴻章稱局勢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移世易，美國的單極霸權正被重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這個邁向多極化的全球秩序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變局」性質不同，一個是西方強權橫行霸道，晚清時期的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局面。百多年後，這個新的大變局卻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同時是非西方世界崛起、全球多元治理的大變局。

香港在這個新的大變局中如何自處呢？不少人都不大看好香港，例如最近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便聲稱「香港玩完」，皆因這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香港形勢甚為不利。本文便是借助與新加坡的比較，探討香港的優勢所在以及面對的挑戰。比較角度的好處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也算是一面好鏡子，就算這面鏡子，正如以前《明報》的一篇社評指出，令香港照得很不自在，也是值得參考。

新雙城記 何新之有？

這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對香港有何影響？我看到以下兩點。

第一，百年變局不止中美惡鬥連場。若非2019年發生了反中動亂，黑暴一鬧，《港區國安法》及國安執法部門的配套，「香港」便迅速過渡到「中國香港」，亦迅即與國家連結成命運共同體，美西方尤其是美國亦不把中國及香港特區分開對待，視一國兩制為「一國一制」，通過種種手段打壓香港。在新時代下，香港成為美國打壓中國的手段，若還想像以前「食四方飯」，便艱難得多。

第二，香港也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新香港。《港區國安法》加上完善選舉制度，把反中反共者掃出尊嚴的議事會堂。反中亂港者不是被檢控、歸隱，便是出走。議事堂頓時間變得文明守法，立法行政關係徹底改變。總之，香港脫胎換骨，再沒有惡意破壞的反對派，特區政府施政可按本身意願及香港所需而大展拳腳。這也是回歸後從未見過的新時代、新局面呀！

新加坡在百年大變局下的處境

新加坡沒有中國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仍然面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不過它沒有中美博弈下像香港般被迫選邊站的困難。新加坡領導層有個明顯特點，就是常抱憂患意識、永不自滿。相對於香港，新加坡缺乏像中國大陸的深縱腹地，與馬來西亞的關係亦不可與香港及澳門比較，被腹地視為掌上明珠、呵護備至。當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趕出聯邦，就是怕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聯合其他非馬來政黨組織聯盟，挑戰「馬來人優先」的種族政策。

相反，新加坡與腹地的關係一直緊張。新加坡的用水便是一例。這個只有730多平方公里的島國，一直依賴馬來西亞供應用水。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曾揚言，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利於馬來西亞，該國會威脅關閉供水。為了保障供水不會被「卡脖子」，新加坡將供水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安全的高度，積極開發海水化淡技術、建造更多水庫、開發廢水處理後可飲用的新生水等方案。

據報道，2060年馬來西亞供水合約結束時，海水化淡可滿足新加坡三成用水量，新生水為五成半用水量；再加上預計集水區將覆蓋全國陸地面積九成，還有從印尼民丹島通過海底管道供水，相信屆時新加坡還是擁有「喝水自由」。相對於源源不絕的東江水供應香港，新加坡對擁有像中國大陸這樣的腹地是何等羨慕。

此例子說明，新加坡的憂患意識驅使政府必須具備遠見、要未雨綢繆。這也是新加坡能夠化劣勢為優勢、被動為主動的背後原因。從美國單極霸權轉向多極的新時代，新加坡所面對的挑戰並不會少。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就是這個東南亞蕞爾小國，並不像一般小國為了追求生存，多採取和大國結盟的策略；它反而積極推動權力平衡，運用外交策略保障國家利益。最近就任新加坡總理的黃循財便表示在中美兩個大國博弈的新時代下，新加坡不選邊站。

除了政治領導出色外，新加坡的經濟結構還是比較健康、有自主能量，不完全受周邊經濟的影響。正如羅奇的「香港玩完論」，其中論據便是說香港融入中國內地，因此受制於國家近年因人口老化及消費不振等低增長因素的拖累。

新加坡便沒有這些問題，因為與香港一樣都是亞洲的金融中心，但新加坡的工業產值都一直維持在GDP（本地生產總值）的兩成左右。這是一個十分戰略性的發展思維，使其經濟結構較為平衡，沒有香港般過分依賴金融中心及地產兩個產業。

香港與新加坡 處於不同發展起點

香港回歸首20年看來有點枉費了。由於種種原因，回歸時中央政府未有為香港特區重設政治部（即今天警務處的國家安全處），並在缺乏足夠國安法律及執法保障下推進選舉政治。更令人惋惜，首屆特首董建華施政不順，與港英遺留的高級公務員關係不大良好有關。試想想，假若當年董建華不是配搭陳方安生，而是另一人配合他的產業政策，香港便可能在半導體工業創出一條生路，今天香港的經濟便不會空洞化了。

今天特區政府在推進創新科技政策方面少了阻力，而且立法會及社會亦十分配合。在新的變局下就算面臨美國打壓，還是全力以赴。若香港不能在這個新起點上有一嶄新的發展，誰也不能怪！

至於新加坡，新大變局下它的起點比香港更高，香港還可以勉強說從頭開始；但新加坡自1959年成為自治州至今，人民行動黨執政60多年。基於人性貪新忘舊的習性，它還未經歷過政黨輪替，沒有「變得平庸」（指選了只懂煽情的政客）的經歷。若真有這一天，它不一定能從「平庸」變回卓越。人民行動黨諸名領袖，從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到黃循財，都常懷憂患之心，並告誡新加坡民眾要拒絕「平庸」，不然新加坡便完蛋！

不過，人性不變。自稱為「民主自由的燈塔」的美國，當年便選上了滿口謊言的特朗普為總統！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就有不少人認為後來任外相的保守黨約翰遜（Boris Johnson）講了有關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的大話，致使支持者以為脫歐可以奪回NHS的財政控制權。古希臘智者如阿里士多德將民主界定為壞政體，就是因它易於被煽動家所操控。新加坡還未變得平庸，但沒有人可以肯定選民不會因為貪新鮮，選出煽動家進入國家的駕駛艙呢！香港便過了這個風險。

總結

百年大變局下，香港特區處於邁向一個全球多元治理的過程，並背靠國家縱深腹地，但因經濟結構不夠平衡而面臨不少挑戰。新加坡這面鏡子照得我們不太自在，但有比較才知有所不足；若能產生憂患意識，則更好。中國傳統智慧，鮮有自滿者有好結果。

香港還有自己的優勢，如一國兩制賦予的高度自治自主、社會多元包容（相信黑暴期間只是一個例外）、可以與西方世界更靈活相處，亦可搭國家的「一帶一路」順風車等。不過我們還得承認，不像新加坡，香港政府各級官員大多缺乏介入經濟發展的經驗，不少還按章辦事、抱「不做不錯」的心態。香港政治領袖亦需要多些宏觀視野、要未雨綢繆，為香港提出願景、發展方向，尤其是經濟結構的改革及規劃。

香港政治上已經脫胎換骨，更需要在經濟上有所蛻變；就算今天遭受美國打壓等挫折，亦不應磨損鬥志。今時今日的香港，沒有選舉政治，特區政府具有不需要博取掌聲的優勢，而可集中精力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打拼！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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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