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範式須變（二）：一國兩制怎樣走下去？

【明報文章】2019年動亂至今近5年，香港實行了新的政治秩序，惟未完全走出陰霾，不少人對前途心有忐忑。國家主席習近平2022年「七一」重要講話強調，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並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拓展國際聯繫。這既不讓人就2047年「50年不變」後怎麼辦大做文章，也否定了香港特區進入「一國一制」的論調。

一國兩制不變，但基礎已不同；舊矛盾仍在，又添增新變數。美中角力及中西衝突的地緣新常態下，香港命運緊扣國家，備受西方邊緣化。往下去究竟是無可奈何的，還是朝氣勃勃的「一國兩制2.0」？

變與不變

一國兩制原建基於延續回歸前香港已知、已有的一切，並大抵上寫進《基本法》，獲廣泛（包括國際）認同，「不變」的論述突出。從國家全局看，代表矛盾統一下的制度創新，若「兩制」良性互動，能釋放無限的活力和可能性想像，有利國家的改革和現代化發展。

但不變之中仍需有變——去除殖民地心態，建立結合本土承傳及國族認同的特區「香港人」身分，並具長遠視野推進經濟轉型、發展社會與文化特色。任何城市均不能固化，因社會和經濟會老化，也須追上時代和回應外圍形勢。可是回歸後香港保守有餘而想像不足，未有好好把握創制空間，不善於變。

不少人停留於回歸前的管治及發展邏輯，以為「凍結」過去就能繁榮永續，於變與不變之間猶豫徘徊；部分人「怕失去」的心態嚴重，輕易懷疑「變」有陰謀。基本法被看成束身衣而非與時並進的「活憲法」，須打破的不單是利益的還有思維的藩籬。

回歸已逾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經歷超過一代人。今天大環境不若從前，主旋律已改，中央官員要求特區管治者「思變謀變應變求變」。社會上亦已接受「變是硬道理」，尤其是政治和國安方面，卻又怕矯枉過正，致「嬰兒跟洗澡水一同倒掉」。也有人怕只按官意不求民意，或只顧短利而忽視長遠。

所以，變要有道——什麼堅持不變？哪些需變（以利發展、得民心）？變需底氣，亂後尤需整合分裂的社會，求同存異，凝聚動力。變乃求革新，故需有完整的改革論述，準確認清（再認識）當下香港的強弱機危，明白民之所求所憂，並把握好平衡的藝術，特別是站穩國家與擁抱國際之間，以及維護國安與保障自由人權之間。過猶不及，水清則無魚。

如何兩制

兩制有別，必存張力。回歸早期港人多視「兩制」為壁壘，在「井水河水互不侵犯」的簡化比喻下，與內地／國家似互不相干。這既不符憲政現實，也無助於鞏固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角色，只以香港為中心，視融合為功利，而忽略榮辱與共的有機關係，讓內地感到「主權回歸，人心尚未回歸」。

中央原對香港抱有信心和信任，但經歷基本法第23條初次立法失敗、普選爭議擴大、議會政治惡質化，以及本土分離主義抬頭，愈來愈擔心香港亂、不愛國。特區民主與愛國本可相輔相成，卻被處對立。與內地融合乃必然趨勢，可互利互補；但香港經濟轉型乏力，日趨依賴中央惠港政策，並過於靠「北水」及內企內客去支撐局面。

主流論述接受「經濟一國」，但仍有人以為經濟與政治可簡單切割，以為高度自治則中央不管（甚至不能管）香港。當然，若香港治理得宜、經濟頭頭是道、社會不出亂子，中央也不用去細管，惟實情卻每况愈下。且內地經濟崛起及外在形勢劇變下的板塊移動，已使「兩制」關係的基礎異於回歸時。

2019年動亂乃內外矛盾和潛在情結的一次大爆發，破壞力強，原來想像的港人治港及民主實驗失敗了。中央不再相信只靠港人能夠治好香港，運用其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2.0」下對高度自治的考驗，不單在於中央用權和介入的分際，更在於逆境當前香港能否維持獨特、善用另制空間、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在經濟及社會治理上再放異彩。

過去香港處處參照英美，現以內地為師之風漸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香港始終乃複雜的城市（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曾形容為「難讀的書」），不能硬搬外來的一套，必須發展配合本土條件的發展模式。關鍵在於如何港人治港，決定於人的因素。

身分焦慮

回歸後香港一直受身分政治所困擾。一些人尤其新生代，對「一國」觀念及「兩制」張力尚未適應，感到不自在，有時顯得傲慢，有時感到徬徨。部分港人客體心態未改，對於融入國家，有時流於表面。亂後中央首重國家及政權安全，愛國及國安乃基本盤；但單此兩條，不足以使香港由治及興、能內地城市所不能。香港是靜下來，惟氛圍繃緊，不利於發揮敢闖敢想之活力。

不少評論着眼於港人相對於內地的身分焦慮。其實內地新生代何嘗不是以跟早輩不一樣的他者觀，去看香港這片國家異土。今天內地年輕世代的中國想像，是富起來、強起來的國家；而香港新生代經歷的，是由盛世走向平凡的城市。鋒芒漸失、價值感滑落之下，港人身分更趨迷惘，由自大走向自卑。近年「小香港」情結作祟，有待走出自信危機。

2019年很多青年反政府、反體制，須好好檢討動亂的深層因由以助解結，並吸納曾經激進的青年。新世代仍存猶豫，也在思考。據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23》，近年受訪青年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的比率有所回升，但至2022年仍只達37.7%，視個人自由重於社會秩序的升至44.4%；其「青年創研庫」新近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青年認為國家發展與自己相關，不過仍有41.7%自評為「旁觀者」。

移民潮再起，政府向外搶人才、吸勞工，人口結構在變，影響不止生產力，也及社會面貌和心態，進入新的過渡。留下的遠比離開的多，移入者料多不止當過客。若能夠像從前香港般來自五湖四海皆一家，共同拼搏開拓，具自信塑未來，香港會另有一番天地。關鍵在於促進「持份者社會」，既拼經濟也不忘民主建設，擴大參與，強化歸屬感。

香港作用

歷史上香港的命運從來離不開中國。英治後期港人善於走位、搞掂（「can do」），創出不少港式傳奇。香港特區本乃一國兩制的亮點，其「存在」意義（raison d’être）體現於華洋混體（hybridity）、中西中介、企業精神、自由開放、聯通世界、海納百川之特色，發展出超乎比例的體外經濟和文化力量。現處轉折，這些元素仍否重要、能否持續？

重振香港，一切不能想當然，或無可奈何而為之；需韜光養晦、精心經營、解放思想、調動各方積極性，思考長期的追求。若消費北上、經濟讓北水主導乃加強融合下的現實，那香港之所長及為國增值之處（內地城市難以取代）何在？香港要打破依賴，憑競爭力和治理表現，去展現一個與內地制式不同、絢麗多姿、面向世界的前沿都會，這樣才值得內地人常來感受不一樣的特區氛圍，做到終極的「香港無處不旅遊」。

中央不會讓一國兩制失敗，必支撐香港。香港的經濟未來看國家經濟長遠前景；中國經濟盛衰關乎全球發展，目前之失衡待政策調整到位終會過去，中西制度衝突須找新的均衡。香港經濟上不會「玩完」，但要贏得世界重視，就要展示乃背靠而非只依附內地經濟，具固有優勢且助中國大陸發展與開放，重建使命感（purposefulness）。

金融股匯、創新科技、資產管理、國際盛事等固可矚目；但香港的內涵吸引力，仍須繫於尚自由、跨文化、五光十色、不單一化、中外匯聚，不單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百花齊放的思想資訊樞紐，最大挑戰乃在地緣對立中尋找「再中介」角色。這個中介性不是承接英治時期的立足西方世界而連接中國大陸，而須植根於現代化中國而善於連接世界，明白國家，也了解世界。

一國同源，兩制分異統一，「港人治港」不是一般的城市管理。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端賴國家意志，也決定於港人的生活態度。

（編者按：上篇刊2024年5月6日《明報》）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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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