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儒：小小民間外交背後 有大大的學問

【明報文章】經歷這幾年的政治改革與體制變革後，香港終於可以步出過去10多年來的政治紛擾，也是時候正視並積極開拓我們在國際事務裏的參與空間，為國家、為14億中華人民在不同民間範疇與領域中，爭取更多話語權。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也是每個港人都可扮演的角色。我的上一篇文章提及在高度國際化的香港生活的香港市民，難免有一種平時自己就在參與國際交流，所以沒必要參與民間外交的誤解。其實，小小民間外交的背後，有大大的學問。

民間外交組織名稱 往往說明了組織定位

以中日民間外交為例，在觀察民間外交相關組織的名稱時，我們尤其會注意「中日」與「日中」之分。例如非常知名的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就是「先中後日」，這表明主場在中國，活動與宣傳語言主要是中文；反之，日本中國友好協會則主要用日語宣傳。同樣在講故事，但主要對象不一，有所分工：前者主要在中國說好日本故事，後者在日本說好中國故事；偶爾會相互到對方國家拜訪，探討合作共贏、共同把故事說好的機會。

如今中日關係存有一定張力，部分交流活動受阻，常能聽到中國代表抱怨許多日本學者「不前往中國，自稱中國研究者，卻在隔空研究中國」；日本代表則抱怨「中方不夠重視對日的交流，不將日本視作獨立國家，而是視作美國的馬前卒」等。作為中國人，又對日本流行文化有較深入接觸與認知的港人，說不定能夠成為中日僵局的「破壁者」。

民間外交人員構成 決定了具體定位

參加民間外交組織前，理應多關注民間外交組織的定位。若成員大多是思想偏左的名校大學生，參與者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輕鬆拓寬人際關係網絡、暢談古今，絕對能保證「政治正確」。然而，倘你的目的是希望求同存異，或者打破迴音室的話，則更適宜選擇參加一些跨行業、對所在（或畢業）院校沒有明確限制的民間外交活動。由名校大學生舉辦的民間外交活動，時常批判「極右」，畢竟名校生大多對民族主義者嗤之以鼻。惟「右」與「左」之分，在不同國家與政治語境中，明顯具備截然不同的定義。喜歡與外地交流的學生，往往就着言辭間建構出來的區別爭得面紅耳赤。

若參加「魚龍混雜」的民間外交活動，反而更有可能經歷顛覆、重塑自己價值觀的體驗。筆者還記得，有一次青年民間外交官的會議主題是「人權國家的弱點」，有參加者稱白俄羅斯就曾向大量國內難民提供「單程票」資金，讓他們到敵對的「人權國家」成為難民，它們既然高舉人權旗幟，就普遍遵守聯合國規定，不免要接收難民；另一邊廂，當地國民不會希望自己國家的資源被難民攤薄，當地政府就會因此陷入得罪國際社會或過敏的兩難。該案例給了人權支持者一個機會，深入思考人權與國家利益的關係等。

在這些活動中，不同身分集團、不同的「左」與「右」派之間，求同存異的阻力巨大，往往只有一時的妥協。這是一個當今難以迴避的話題，以致國際關係大師們例如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福山（Francis Fukuyama）、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都曾圍繞身分政治開展討論，時刻提醒參加者，民族主義者不在少數，高等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者的觀點迥異。換言之，民間外交既能鍛煉參與者的包容心，也確保其避免過於「離地」。

促進理智地觸碰「敏感話題」的民間外交

在香港，我們有完善的資訊科技與流通，以及可暢通無阻地聯結全世界的社交媒體，它們本應讓我們接觸到更多信息；惟背後的算法機制，導致用戶輕易陷入自己是正確多數派的迴音室，覺得能夠引起自己共鳴的資訊是正確的。自以為屬多數派就單方面表示真相是簡單的、黑白分明的人，自然不會思考某現象背後的權力非對稱性。同時，鑑於多數派的話語權較大，更易操控國際及本地議題的優先度，也就會任由少數派長期處於被遏抑狀態。

舉例來說，由10多個人投票決定到哪家餐廳吃飯，表面上十分公平公正；然而若每次都用投票方式決定的話，除非有多數派成員吃膩了，否則這十幾個人幾乎每天都只能前往多數派喜愛的餐廳。堅持每天都一人一票選餐廳，無異於放棄爭取更和諧的平等、不作出一丁點妥協。站在少數派角度出發，其訴求往往只不過是不接受「贏家通吃」（winner-take-all），偶爾想吃自己喜歡的菜而已。

參加民間外交的一大好處，就是會不斷體驗到不同國家（地區）的人的「度」都不一樣。國際社會有主流價值，但其實沒有所謂普世共識。而且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內部都有很多差異，例如內地與香港。而一旦有分歧，就有主流意見，而主流意見又從來不等於絕對正確，要磨合、要嵌入，否則非主流就無從透過和平手段去宣泄。民間外交實際上就是磨合的平台。

舉個確實例子：我們常提到文明社會是否應當接受同性戀，或「走多少塑」等議題，然而這所謂的對立實質上是偽命題。無論中西，都對同性戀權益有所重視與關注。事實上，問題的本質其實是「該接受多大程度的自由和多樣性」，及「政府是否應當就此議題表態」，答案並非一個非黑即白的是非題。

香港本身就有作為國際移民城市的特性，即便如此，這也不代表一般港人有機會和平台與外國人探討特別深刻與敏感的話題（例如領土及安全糾紛）。惟不少民間外交組織標榜的，正是嚴肅地討論這些話題，尤其是青年民間外交組織更是如此。它們強調的，正是「若民間及青年都不敢談，難道要顧慮更多的官方和大人來談？」得敢為天下先！

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事務總監、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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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