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蔡曉瑩：博物館作為一種受矚目的「事件」

【明報文章】2021年開幕的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去年訪客人次逾270萬， 開幕兩年內躋身訪客人數第二多的亞洲美術館（未計算中國內地；註）。疫情期間只要遇上好天氣，西九文化區的海濱藝術公園都擠滿一家大小的香港人來野餐曬太陽。如今國際旅遊回復正常，公園和M＋隨處可見遊客身影。

今年3月底，西九文化區舉辦了首屆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超過2000名來自全球頂尖博物館及文化藝術區的領袖、策展人和藝術家雲集香港，討論博物館和文化設施的未來。博物館作為一種受矚目的「事件」，它的角色和定位有什麼轉變？

當今博物館的要務

全球現正經歷一波興建博物館及文化設施的浪潮。根據美國文化產業顧問公司AEA的2022年文化基建指數報告，2021年及2022年全球新文化項目建成的數量，分別是2016年指數創立以來的第一及第二高；2022年有225個新項目公布，為歷來最高；2022年公布起動的新綜合文化區項目有27個。除了西方國家外，在中國內地、印度、西亞和非洲的大型項目亦如雨後春筍。

上述論壇一日半的討論中，令人最深印象的是，不論是東亞、西亞、歐洲、北美或澳洲的代表，都反覆提到提高開放性是當今博物館的要務。以往各世界級博物館爭相收購最名貴、最罕見、最重要的藝術品，及各種物質與非物質文物，以提升身價和地位。美國史密森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Chase F. Robinson認為，博物館的未來在於協作而非擴展收藏，在於讓更多人接觸而非利用罕有性得利，在於普及博物館工作而非令它更神秘，能夠培育尊重和同理心，求同存異。

人工智能（AI）亦推動博物館加快數碼化，同時令分享及公開館藏和知識變得更容易。美國三藩市美術博物館館長Thomas P. Campbell估計，以AI學習語言的能力，未來12個月內會出現一個流動裝置承載人類歷年來的藝術研究，能夠以用家所選擇的任何語言傳達這些知識。同時他亦明白AI的資料蒐集並非完全可靠，有時會產生「人工智能幻覺」，所以博物館必須為資訊把關。

博物館定義 不斷演變

2022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更新博物館的定義，新增的篇幅主要強調博物館的多元和開放性：「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它向公眾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去營運和交流，並在社會各界的參與下，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由1946年該協會成立至今，博物館的定義不斷演變。起初的重點在於館藏（collection）；1974年定義中，「館藏」一字徹底消失，成為一個機構（institution），並註明屬非牟利及為社會服務；2007年加入「非物質遺產」。2022年的版本，是基於西方美術館的政治及文化反思：很多珍貴的館藏，都是宗主國以掠奪或其他不道德手法從殖民地得來；它該如何面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同時令不同性別、種族和階層的聲音都被代表，而非只是著名藝術家、貴族和帝王的專利？被納入博物館館藏的，通常都是有一定重要性的物件；但重要性由誰定義？對誰而言重要？

有與會者引用一間土耳其小型博物館的宣言，這家亦是作者到過的博物館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它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創立。館內展示了100組展品，當中都是煙蒂、酒瓶等尋常不過的生活物件。這個坐落於伊斯坦布爾舊城區小巷、由民居改建的博物館，最特別的是它乃徹底「虛構」。「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既是帕慕克的小說書名，亦是博物館的名稱。該小說是關於一個成長於20世紀中的男子，對一個女子求之不得的愛情故事。這個博物館展出這個小說男主角所收藏的物件，述說這個對他的生命來說至關重要的愛情故事。

整個博物館看似是子虛烏有，但館藏組成的故事，正好反映小說的時代背景：土耳其於20世紀後半在西方化和固守傳統之間的張力。將大歷史的轉折鑲嵌於一般人的故事之中，突然歷史就變得觸手可及、個人化和充滿感情。

帕慕克發表的博物館宣言中提及，深受遊客和公眾喜愛的大型博物館，雖然是人類歷史的瑰寶，但不一定是未來博物館的藍圖。非西方國家一方面要以自己的視角發掘更多人類故事，而這些大型國立博物館常常說的都是官方版本的論述，他認為博物館可以變得更小，開放予更多人訴說個人紛陳的故事。看似普通且日常的故事其實更豐富，甚至令人更愉悅。

藉多元對話 組成城市文化地景

不必直接下令世界級博物館關門，它們亦有反思及以不同策展方法響應這種方向。大英博物館規模之大、館藏之多，叫訪客興奮得來也易令人無從入手。其中於「伊斯蘭世界」展廳，在一堆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物中，有個不起眼的玻璃櫃，題為「故事匯流」（Confluence of Stories）。該博物館一名來自印度旁遮普邦的策展人，以5件館藏配上5件挑動他感情的個人物品：在一幅18世紀關於印度情歌的水彩畫旁，與他父親的唱片並排；也展示了祖父送給他、以旁遮普語刻上他們故鄉村莊名字的銀手鐲，儘管其家族不曾再回鄉定居。由5對歷史價值看似相差甚巨的展品，告訴訪客關於他成長於以巴分治及隨後南亞人在英國的離散，如何塑造他的身分認同。

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和文化藝術設施，對城市而言是個重大的投資，是全球城市競爭的籌碼，也有潛力為社會和經濟注入動力。但博物館的面貌有無盡可能，一個城市的文化地景，可以由博物館與公眾之間，以至博物館內的多元對話組成。

註：”The 100 most popular art museums in the world—blockbusters, bots and bounce-backs”, 26 March 2024, The Art Newspaper.

作者何雪瑩是香港恒生大學藝術設計系研究助理，蔡曉瑩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藝術設計系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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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瑩、蔡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