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的無仁通話》 烏戰紀錄片導演觀照作品 「聆聽截取通訊 感受俄兵平庸之惡」

【明報專訊】自2022年2月俄軍侵烏以來，香港先後有幾套烏戰紀錄片放映，最新一套是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紀錄片競賽中獲得評審團特別表揚的《戰場上的無仁通話》（Intercepted）。導演卡爾波維奇（Oksana Karpovych）採取了跟其他烏戰紀錄片迥異的角度，作品重心放在由烏軍截取的俄兵與家人電話通話錄音，輔以烏克蘭的戰時廢墟影像。這些錄音記錄俄兵與家人的閒話日常，看似正常的對答，往往未曾掩飾對烏克蘭的仇恨和貶抑。卡爾波維奇接受本報訪問時形容，俄兵一邊有人性地跟家人對話，一邊在烏克蘭泯滅人性地殺戮，正好印證「平庸之惡」。

明報記者 周宏量

對比起在2022年歐亞紀錄周（EADF）放映的《烏都殘垣》（Mariupolis 2，立陶宛導演科維達拉維丘斯遺作）刻劃馬里烏波爾圍城戰時期烏克蘭人如何在俄軍轟炸聲下度日，以及去年HKIFF放映的《東線有戰事》（Eastern Front，導演為烏克蘭人Vitaly Mansky和Yevhen Titarenko）刻劃烏克蘭志願救傷兵視角的戰場紀實，由卡爾波維奇執導的《戰場上的無仁通話》則採取完全不同的角度，儘管畫面仍是經歷戰火摧殘的烏克蘭城鄉，背景聲音卻是俄羅斯士兵與親人交談——這些錄音來自烏軍截取俄兵電話通訊，大都是對外公開的，小部分是紀錄片製作團隊另外向安全部門申請。

一如去年《東線有戰事》，《戰場上的無仁通話》在今年2月柏林影展作全球首映後，4月初來到香港作亞洲首映。卡爾波維奇親自訪港亮相映後答問，另接受本報訪問。

克服恐懼留烏見證歷史

卡爾波維奇本身是電影導演、編劇和攝影師，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出生，現定居加拿大蒙特利爾，工作時兩邊走。俄軍入侵之際，她正為外媒擔任本地製作人，支援來到烏克蘭的外國記者。為了親身見證這件改變烏克蘭以至全世界的歷史大事，她克服恐懼留下來，結果找到製作這套紀錄片的靈感。

她自言做電影和紀錄片導演時，喜歡跟人聊天收集故事，但作為支援外媒記者的本地製作人，她往往跟隨前往受襲場所或平民被殺現場，站着等待外媒記者串流報道時觀察現場，卻因此構想出紀錄片的視覺部分。

讓觀眾幻想恐怖情景

同在這段時間，卡爾波維奇建立了聆聽俄兵截取通訊錄音的習慣。她在烏克蘭安全部門官方YouTube頻道發現這些錄音，迅速明白這些材料如何「豐富、稀有和恐怖」，展開研究後更意識到，將俄兵對話聲音與烏克蘭前線影像結合，本身就是一套電影。

卡爾波維奇坦言實際製作上非常困難，幸有法國籍剪片人跟她合作，二人會探討如何結合錄音和影像，其決定大多依靠直覺和聯想，「我們想要為觀眾創造空間，在腦海幻想那些未被呈現的恐怖情景」。這點跟電影拍攝方式也有關係，影像拍攝在她聽畢錄音前已完成，故其規劃並非以影像直接呈現俄兵對話的內容，「實際構想是強調兩組現實的對比、荒誕和並置，它們相互註解、相互矛盾，卻又同時發生」。

她形容長達5個半月的剪片，就是在聲音與影像之間穿梭來回，過程宛如演奏音樂，既可行雲流水，又會嘗試新事物，「有時區區移走一組對話，即會破壞整個結構，又或者只是抹去一個鏡頭，即變得支離破碎」。然而，在剪片第一個月，她們專注於錄音，完全沒觸碰影像，故紀錄片粗剪版本只有聲音，沒有影像——換言之，紀錄片的敘事和結構首先來自聲音。

和平影像「憑弔」故國

這不代表她對影像敘事沒有想法，她一開始就認為，影像應以「暴力和破壞逐漸升級」的感覺來呈現，是故紀錄片一開始的影像想要展示和平，以及「我自小認識、我所愛和我們幾乎失去的烏克蘭」之想像。

被問到聆聽截取通訊時的感受，卡爾波維奇感慨道，自己一開始會去聽這些錄音，其實是通訊中的俄羅斯人「聽上去都有人性，就像其他人一樣」。她坦言要理解和接受「像我們一樣」之人可做出毫無人性、野蠻殘忍之事，實在是非常痛苦，「我想理解到底是什麼想法，引領他們犯下這些可怖罪行」。

最惹起她好奇心的是，每當俄兵和女性對話，無論是母親、妻子還是姊妹，他們聽上去非常有人性和坦率，言談間更多涉及食物和衣服等日常瑣事，「我認為正正展示這種暴力和邪惡可以是如何平庸」，也就是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聆聽納粹高官受審後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

政治宣傳「抹去人性」

在上述不同對話中，兩邊其實立場未必一致，卡爾波維奇認為這點很有意思，「有些人對同一現實有不同視角，有時兩邊都被洗腦，只是方式不同，也有時他們會對政治宣傳意見分歧」。

她不諱言，電影力圖展示政治宣傳（propaganda）如何令人泯滅人性（dehumanize），俄羅斯的例子可見政治宣傳在這方面的威力甚至更勝戰爭本身。她慨嘆從錄音聽來，這些俄兵來到烏克蘭前已被「抹去人性」，對受其侵略的土地和人民彷彿毫無情感或同情。即使她理解政治宣傳的威力和俄羅斯的高壓極權，她仍難以理解俄羅斯人為何會如此極端，「儘管每一個人都為要自身所為負責，我的問題是這種責任的源頭在哪？」

紀錄片呈現了許多俄羅斯人侮辱烏克蘭的用詞——例如納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班德拉主義者（指涉因曾跟納粹德軍合作、深具歷史爭議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領袖班德拉）和霍霍爾人（khokhol，原為對烏克蘭歷史上一種哥薩克人髮型的俄語稱呼，俄羅斯人以此為對烏克蘭人的蔑稱），對香港觀眾來說也許頗感驚訝。把錄音都聽過一遍的卡爾波維奇坦言，某程度上自己早已習慣，畢竟幾百年來烏克蘭人都被如此稱呼，被當成較低下的民族，「（俄羅斯總統）普京甚至說我們不存在，我們的文化並非真實」。她承認，自己一笑置之也只是心理防衛機制，「因為在現實上，那都是真正恐怖的事，我實際上感到受傷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