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人口結構變化 預示香港經濟發展趨勢

【明報文章】「人多地小」向來是香港對外宣傳的標籤之一。房價貴、人均居住面積小、交通擁擠這些情况，都是人口基數龐大給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基於這一刻板印象，似乎各界並無真正意識到香港竟然會走到「缺人」的境地。包括本地市民在內，外界對於政府近兩年推出、以「搶人才」為主的人口政策，未能真正將其與香港未來發展聯繫起來。事實上，討論社會發展時，政策往往緊盯經濟、科技等直接作用於社會的內容，卻忽視了一切社會發展的要素都離不開一個核心因素——人。

香港老齡化和專業服務人口數量下降的現實，已非新鮮事。勞動力與長者人口比率的下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可小覷。一般而言，隨着勞動力進一步減少，GDP（本地生產總值）中長期增速將向下移。2022年底香港常住居民約722萬，較2021年底減少約7萬人，跌幅0.9%；2022年總勞動人口約378萬、就業人數361萬。而按勞工及福利局的《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預計2027年本地人力供應只有357萬，但需求則為374萬人，供求差額達17萬人。

不同戰略選擇 帶來不同運勢

香港無天然資源，以服務業著稱，人力資源非常重要。目前零售服務業、醫療、科技、工程等領域，人才短缺非常嚴峻。並且，通過分析過往統計處對人口數量的預計與實際水平差距，想必屆時實際缺口會更大。通過研究數據可以看到，香港鄰近的亞洲地區如日本、韓國及中國內地，在近30年的人口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1992年日本的勞動力與老年人人口比跌破4.8，此後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1992至2013年日本年均經濟增速僅0.84%；2017年韓國勞動力與老年人口比跌破4.8，2017至2022年（剔除疫情3年）年均經濟增速降至2.5%；中國在第一次跌破7.5的勞動力對老年人口比例時，經濟增速已由高速轉向中高速。

通過上述數據，很直觀地可以看到經濟學與人口學之間的規律關係。誠然，人口結構變化是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會經歷的，老齡化帶來的壓力也是類似；但不同發展路徑、戰略選擇和應對模式，將帶來截然不同的宏觀運勢。

疫情之後，香港無論是人口、經濟還是社會形態，都發生了不容忽視的變化。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無論是我所處的香港立法會內部，還是社會業界，都在討論，也都對香港特區政府下一步的計劃寄予期望。而這種期望背後所傳達給政府的信息，並非像過去一般停留於邊邊角角的政策探討，而應當是基於宏觀現實、龐大數據基礎的香港長遠發展策略。

很明顯，當前政府試圖通過吸引外來人才的方式，應對上述提及的香港人口困境；惟目前卻在口號方面停留時間過久，實際政策落地效率不足。政府通過各項人才引進計劃，招攬了大量人才，但暫未給予企業足夠的激勵或補貼措施，幫助企業創造出更多匹配人才經歷的工作崗位。若來到香港後，各類人才找不到跟自己專業、能力、教育背景匹配的工作機會，來港人才會面對很大的落差，也可能考慮暫緩留港。

換言之，這並不符合上述提及的「長遠策略」，更缺乏政策的「精準度」，便也難以高效地將這一人才政策與本地經濟發展直接掛鈎。

我早前曾在臉書（facebook）提及，香港政府做政策，應當將精力聚焦實處，聚焦真正提升香港硬實力的方向上。改善人口結構，不應只是關注完成了多少引入人才數量指標；發展盛事經濟，也不應僅僅為了完成舉辦活動的數字額度——浮於表面的政策、急於求成的行政思維模式，令香港經濟發展難以擴充新的生產要素，也無法進一步夯實香港核心的金融和科技硬實力。而所謂新的生產要素，正是香港近20年來落後的一課——滲透在各個行業的信息科技。

施政應聚焦實處 提升硬實力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縱然面對種種困難，但未來崛起的方向，仍是掌握龐大的數據要素。這是香港近在眼前，也可以借鑑的發展經驗，亦是香港政府未來要深入挖掘的方向。令政策不再浮於表面的重點在於，掌握足夠豐富的經濟數據、人口變化數據、消費數據、基建數據及電子信息數據等。在數據時代，香港不應再退步了。

最後，雖然減速不可逆，但「增質」猶可期。人口不止是人的數量多少，還是經濟發展態勢的象徵、是產業結構變化的預示。人口結構變化，並非一朝一夕；但如何更好地應對，是政府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正如本月28日財政司長將發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筆者期待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新動向。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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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