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鍵一：香港流行文化的內爆與餘緒

【明報文章】過去一段日子，隨着香港對外重新開放關口，無論人流、消費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消費方面，香港市民大舉北上消費，本地零售復蘇狀况不似預期，是近月社會廣泛討論的話題。

除了一般消費，也有人留意到自開關以來，香港市民參與本地文化消費也受到影響。例如有傳媒觀察到，疫情完結後，香港有一部分聽眾回歸K-pop（韓國流行音樂），廣東歌收聽量驟然下降；另外，疫後港產片的票房和討論一部分回歸平淡，也跟疫情期間港產片票房屢創佳績，成強烈反差。

媒介環境下的「內爆」現象

疫後本地文化消費的表現下滑，固然是客觀狀况。但倒過來說，過去幾年本地文化消費大爆發，也許是更值得討論的現象。最近筆者與朋友整理疫情期間本地流行文化的資料，某程度上，疫情期間的本地流行文化大爆發，可被視為媒介環境下的一種「內爆」（implosion）現象。

「內爆」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可以有很多重意思。若較具體地用來了解媒介現象，普遍來說是指在社交媒介高度分眾的背景下，因為一些原因或事件，本來分散的受眾注意力會短時間內大幅聚焦某個事情上。有一些事先張揚、可以預計的「媒介現象」（media event），例如世界盃決賽、議會大選等事件，雖同樣全城矚目，惟概念上我們不會理解為內爆。內爆作為現象，指涉在一種相對失序、結構不清晰的環境下，本來分散的能量（例如公眾注意力）大幅聚焦同一個現象。例如學者李立峯曾以《學警狙擊》的角色「Laughing Gor」為案例，指Laughing Gor殉職的情節，引起四方八面的網民熱烈回響，「悼念」Laughing Gor，並分析是次內爆背後涉及的公共情緒。

援引這個概念，疫情期間香港市民投入支持本地影視音樂，也可視為一次本地流行文化的內爆：本來高度分眾，消費不同地區、年代影視音樂的觀眾，疫情期間全力傾注本地流行文化——港產片、演唱會、本地劇集，當然還有追星。當然我們可以很簡單地理解，疫情封關，港人不能外出，外人不能進港，市民缺少選擇下自然湧去消費本地文化產品。然而我們分析這波內爆時，也不能忽略內爆作為一種能量，當中涉及的公共情感，及在芸芸流行文化產品中，內爆朝哪個方向走、背後反映什麼。

（1）觀眾連結

疫情期間的流行文化熱潮，觀眾消費文化產品，除了是一種個人行為，也涉及各種連結活動，例如大規模應援活動、包場放映等。在疫情期間僅有可以集會的場合，觀眾以各種方法，把支持偶像、欣賞電影等本來屬於個人的活動，變成某種建立社群的平台。

（2）支持微小

這波流行文化熱潮下，廣受支持的偶像、文本，或多或少都有一種支持弱小的傾向。這裏的「微小」不完全指勢孤力弱，反而某程度上是「偉大」、「完美」的相反詞。例如我們訪問的「鏡粉」們，不少人強調他們喜歡看到偶像由剛入行時的不完美，逐漸成長、進步。另外，疫情期間大受歡迎的「四字電影」（當然也有一些不是四字的），絕大部分都是平凡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毒舌大狀》的主角黃子華是律師，他也不是「身光頸靚」那種大狀，反而是一個在法庭上「細打大」的故事。

（3）公共面向

承上點，這段期間受支持的作品，或多或少包括一些以前本地流行文化較少見的公共面向。例如一些「鏡粉」特別喜愛偶像不唱或少唱情歌，較多公共關懷；而「四字電影」不少也涉及公共關懷的面向。

集體經歷餘緒 在人群裏流動

這3點，可視為是次流行文化內爆的一些情感元素。放在疫情期間的香港社會，疫情固然決定了大眾整體的消費模式，但內爆的情感元素，也契合了香港疫情期間，同時經歷了急劇政治轉變的客觀背景。縱使今日疫情已過，大眾多了消費外國文化產品，惟回顧過去3年，大家懷着某種公共情感，共同從本地流行文化得到共鳴，這個集體經歷會有其餘緒，在人們之間流動。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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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