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彬：百年基辛格——游走政商學界 實踐權力平衡論

【明報文章】美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外交官、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於11月29日逝世，享年百歲。他是舉世公認其中一名當世影響世界秩序最深遠，而且極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不論是褒還是貶，雙方總找到連串理由，因此不容易用數個字便可以總結他的外交遺產。筆者均大致同意對於基辛格褒與貶的理據，但正是由於太多人論其功過，此文不流於探討他在單一事件中的取態或行動，而是概括他畢生如何橫跨學界、政界和商界，驗證權力平衡論（balance of power）成效，以及如何影響繼任人。

簡單而言，基辛格在卸任公職前後，確是嘗試按照其畢業論文的結論來實踐；惟由於西方世界不再完全主導國際政治，其戰略構想在今日無法再完全適用。加上他本人率先自我模糊政商之間的利益界線，其成就也無可避免伴隨罵名。

參考歐洲經驗的權力平衡論

世人熟知基辛格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家庭，及後跟隨家人移民美國，也對他的外交官及說客身分瞭如指掌。但事實上，他在30歲過後才初次涉足政治，首先在1955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旗下一個委員會任職顧問，然後在1956年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轄下「特別研究計劃」（Special Studies Project）的總監。

在此之前，他先在二戰當兵並獲派參與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的德語情報翻譯及分析；退役後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後來改編成書，以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之名於1957年出版）大致總結出國際間的和平來自秩序，秩序的基礎是來自所有大國（或有話事權的國家）的共識（或起碼沒有明確反對），也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而合法性的背後，就是大國軍事實力之間所形成的某種平衡。他強調，當刻的大國會害怕革命力量打破原有秩序，因此產生了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以對抗之，當中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兩人，就是他認為的表表者。

以上結論，幾乎可完全在基辛格從政生涯中反映出來，例如是善用當年中蘇關係惡化，使美國有條件放棄南越政府，不惜聯合中國分化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以及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果斷緊急軍援以色列擊退阿拉伯聯軍，然後藉「穿梭外交」為以色列以至美國在中東建立穩定局面，其間更聯同美國時任財長西蒙（William E. Simon）說服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實行「石油換美元」，平息了利雅得對美國偏幫以色列的怒氣，也順利把美元由金本位過渡至石油本位，使美國能更加鞏固其霸權地位。

同一時間，為阻止共產主義陣營或意識形態上親蘇聯的政治勢力，入侵西方世界或各地的親美勢力範圍，基辛格也跟隨前朝做法（如1953年推翻伊朗民選左傾政府；1965年扶助印尼軍方領袖推翻親蘇及親中政府，觸發印尼排華），透過美國中情局或親美專制政治勢力推翻親蘇或左傾政權（如1973年扶植智利軍方領袖皮諾切特推翻左傾民選政府），或直接鞏固親美專制政權（韓國、阿根廷、葡萄牙等），使美國的外交力量在各大洲均有足迹，包圍親蘇聯陣營。

權力平衡論的文明局限？

基辛格離任公職後，繼任的外交及國家安全事務官員沿用他的權力平衡佈局，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直至今日；但可操作的空間則今時不同往日，尤其是西方國家已不再完全主宰一切。1978至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並向外輸出激進伊斯蘭主義，使這個超越國界的政教合一思想進入國際政治舞台，為權力平衡論的假設增加了西方也難以控制的因素。

1991年波斯灣戰爭是人類史上首次以科技主導的戰爭，美國聯軍透過絕對的科技優勢，輕易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惟此次漂亮的勝仗，使後來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支持者陷入了美國可單憑軍事實力加強控制區域秩序的想法，同時低估了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力量，令美國在反恐戰爭中面對化整為零的敵人時無從入手，最終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行動中白白犧牲了美軍性命，浪費了天文數字軍費（但美國有條件無上限發債），以及最重要是逐漸削弱了美國原本在中東的主導地位，給予了機會伊朗、俄羅斯和中國在美國戰略失誤時加速崛起，成為美國以至西方的主要對手甚至敵人。

本身親美的阿拉伯國家如沙特和阿聯酋，也嘗試擺脫美國掣肘，游走於美俄中之間，提升外交自主空間。蘇聯瓦解後，中國未有發生美國當初的「經濟推動民主化」假設，反而在美國資金瘋狂擁抱中國市場下，催生了黨國資本主義經濟，使習近平具備條件挑戰美國霸權秩序。昔普京不甘俄國長年被歐美限制或削弱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分別於2014及2022年出兵烏克蘭，期望重奪蘇聯年代的戰略領土，同樣衝擊了西方與俄國之間的勢力平衡。

中俄伊三國發展至今日，成為美國以至西方的地緣戰略甚至文明力量對手，固然超越了基辛格的想像範圍（中國可謂例外，見下文），只能說是繼任者錯估了三國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的接受程度。這也似乎印證了基辛格那一套源自歐洲經驗的權力平衡論，難以突破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推論。

愛權力平衡論 更愛金錢

誠然，今時今日人們對於基辛格的印象，是他多年來貴為北京頭號外賓，中國黨政軍高層無不對他必恭必敬，並尊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於1982年創立游說組織Kissinger Associates，雖然一直沒有公開其客戶名單，但外界一直認定北京和擁有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是其最大客戶。由促成中美破冰開始，他身體力行促進中美建立緊密經貿關係、主張兩國聯手確保世界局勢穩定，或許有其權力平衡的政治理想目標，惟無可否認，他也透過中美緊密關係而賺取暴利，甚至擔任北京的頭號說客（在美國稱為「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向美國政界游說實施利好中國的政策。直至美國政界、商界近年陸續指控中國政府及企業最終威脅美國利益，基辛格被迫接受現實，對世界局勢變得悲觀，但仍相信中美關係不能破裂，甚至臨終前幾個月也親赴北京，出席習近平為他舉行的百歲壽宴。

基辛格無疑是時代巨人，其外交政策理念至今仍深深影響各國政治人物，其成就也正如他的博士論文所說，權力平衡確有助為世界帶來一段時間的和平。惟他後來利用自身的政治人脈本錢，下海從商，被指擔任中國的說客，遭指控損害美國國家利益，也可謂是其污點。至於有關他是現實主義者、完全不顧人權等道德考慮，筆者簡單一句作結——他的博士論文，沒有篇章是談及道德。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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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