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顯倫：香港司法機構迷失方向了嗎？

【明報文章】在我早前題為〈人權產業如何騎劫和顛覆香港制度〉（How the Human Rights industry highjacked and subverted the Hong Kong system）一文中，我勾勒該產業發展壯大的路徑，首先是濫用司法覆核程序，然後透過移植歐洲人權法學到香港法律體系去顛覆整個制度，過程中創造了一頭怪物。它對法院的控制，是無可否認。我在4年前發表、以〈香港司法機構是否夢遊到2047年？〉（Is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Sleepwalking to 2047?）為首的一系列文章裏，已舉出許多例子；這一惡性過程，在此前的約20年前就已開始，並持續至今。

法院活在幻想世界 不關心特區治理

沒有記者探討過這個問題，原因在於法院的判決是如此密集、晦澀和繁複難解，滿佈註腳和所謂的權威引述，篇幅冗長，沒有記者能夠撥出時間和精力去揭露這種問題。因此，就如癌症，它在不被察覺之下生長，污染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結構變得鬆散，立法會議員將立法機關變成馬戲團，而律師慫恿整個過程。一直以來，法院都活在一個文本和潛藏文本（text and sub-text）的幻想世界中，而不關心特區的良好治理；「法律」回應它自己的深奧要求，脫離了現實世界。

以港珠澳大橋為例—— 一個橫跨珠江三角洲，涉及香港、澳門及內地三方政府的龐大工程。這樣的項目，要求嚴格按時推進；任何阻礙，都無可避免會導致超支。

2010年初，內地啟動工程；在香港方面，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則開展了漫長而複雜、聚焦於（可以理解的）項目建造過程的環評。當中涉及公眾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的考慮，及最後由該計劃倡議者——路政署 ——提交予環保署長的報告。於2009年11月4日，環保署長對在港的工程發出動工許可。

2010年初，居於東涌富東邨的朱綺華女士申請司法覆核許可，尋求撤銷環保署長對在港3項工程當中兩項的批准動工決定：一、設有連接隧道的人工島（稱為香港口岸設施）；二、北大嶼山公路連接線（香港連接路）。她的申請，引致一份62頁、難以理解的判決，高等法院法官據此撤銷環保署長發出的動工許可。

該判決的日期是2011年4月18日，在朱女士首次申請司法覆核之後的一年多頒布。

朱女士尋求濟助（relief）一案的核心是什麼呢？法官如此說（判辭段27）：「申請人的投訴，涉及環評報告對於這些項目在營運階段（operational phases）的空氣質素評估是否充分。」

港珠澳橋覆核案 法官陷入文本審查

這一開始就予人難以置信的感覺（a sense of disbelief）。「營運階段」不涉及隨着建造工程推進而產生噪音、煙霧、擠塞、環境損害等影響東涌居民生活質素的年期；它意味着在許多年之後，汽車在已建成大橋上行駛的時間。任何有一點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有可能對如此的未來時間做空氣質素評估；大量未知因素會進入方程式裏，以致任何評估之嘗試都會是徹頭徹尾的鬧劇。

更荒謬的是，「專家」計算出東涌空氣質素的「最壞情况」可能於2031年出現，或者如法官所說（段115）：「道路排放強度最高的年份（即交通排放污染）。」這就把案件帶到虛無縹緲的世界（the realm of cloud cuckoo land）。

在法官給予司法覆核許可後，另一名法官於2011年2月開始了對朱女士案件的多方聽證（inter partes hearing）。但這絕不束縛法官行使其判斷和決定權，他是掌握整個案件及承擔其全部責任者。

司法覆核關係到法治之下的良好治理。補救措施（remedy）屬於公法領域。申請司法覆核的人，並非尋求維護某些私人權益（private right）；若濟助被頒令給予，將影響整個社群而非僅僅申請人一個。因此，濟助總是一種酌情決定（discretionary）。

惟審理此案的法官陷入了律師爭辯的深奧世界裏、對技術文件之文本和潛藏文本的短視審查（myopic scrutiny），以致他從未問自己一些明顯的問題：朱女士是誰？什麼令2009年底居於一個細小單位裏的她，突然想到20年之後東涌可能出現空氣質素問題？她是否作為試圖動搖香港政府的煽動者的代理人？也許更重要的是，若環保署長的決定被撤銷，導致工程停頓，對社區有什麼可能後果？

朱女士之代表律師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是，環保署長應該「就項目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做量化或質性評估」（段146）。當這樣的「評估」是關於20年後的車輛排放，究竟可如何執行，是超乎想像的。這些汽車會產生任何有害排放嗎？其他許多影響東涌空氣質素的污染源又如何呢？

假設可以做這樣的評估，即是分析現實世界中的空氣質素，那就必須設想如下的可能：環保署長可能下結論，項目有不能接受的「對人類健康的負面影響，包括死亡率或發病率上升，及／或個人福祉的下降」（段150）。然後呢？在港的工程項目無論如何必須繼續嗎？抑或它必須停止，留下一條無處可去的大橋？法官沒有意識到律師提出的如此論點純屬無稽之談嗎？那只能存在於一個臆想的世界中，而非現實世界。

閱讀該份判辭，令人有置身於一個裝設哈哈鏡的房間之感。

上訴庭推翻錯誤判決

惟難以阻止公帑浪費

朱女士的代表律師提出了7個理據，除了一項之外全告失敗：技術文件要求「在沒有口岸設施和連接路項目的情况下，對預計的環境條件做『獨立』量化分析」（段33）。根據朱女士的訴訟，提交予環保署長的報告並沒有做如此分析，署長錯誤地據此批准動工。

換言之，其要求的就是想像於2031年香港沒有完成這兩個項目，即沒有車輛使用大橋，然後在該情境下，就東涌周圍可能的空氣質素做量化評估。可謂愚蠢中的愚蠢。

香港環境影響評估學會曾估算，法官的命令導致該項目被推遲約兩年，造成約10億美元公帑損失（約78億港元）。

案件其後進入上訴。上訴庭採取與原審法官一樣的短視做法，逐字逐句檢視技術文件，看看是否需要做「獨立分析」。該份一致判決書的第37段表示：「法官在判定技術備忘錄（TM）和研究概要（SB）需要做獨立分析時，主要依據：（1）TM 4.1.1, 4.31(c), 附件20第4.6段；（2）SB第2.1條(iv),(v),(vi)及(vii)；及（3）《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對環境影響的定義。」

接着是長長的段落，引述來自歐洲理事會指令（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s）的英國案例和條文。在此案中，這些資料如何可能對TM 4.1.1、SB第2.1條(iv)等等有任何說法，完全是另一個謎團。

上訴庭與原審法官閱讀相同的文本，但達至相反結論：該些技術文件沒有指令（mandate）做「獨立評估」。原審法官大錯特錯，其判決被撤銷，環保署長的許可被恢復。但當然，要阻止公帑被大量浪費，已經太遲了。

就是如此，司法機構心不在焉、平靜緩行，一切恍如一天工作的一部分；對於法官的錯誤導致數以十億元計公帑損失的這一事實，並不關心。

司法機構存弱點 人權產業積累力量

朱女士是否極度失望？幾乎不可能。再者，即使她的英語完全流利，她亦不會明白兩個法庭的判決。

誰是勝者？當然是律師。他們從如下的事實中汲取力量：這樣荒謬的案件——根本不應該獲批審理——竟可以全程在法援支持下去到上訴庭。

由於司法機構存在如此明顯弱點，人權產業（human rights industry）積累了力量，開始以《基本法》條文為武器，攻擊建制秩序。它將歐洲人權法學堆在枱面，並使其成為公認的香港法律一部分，削弱普通法制的活力。

筆者續文將檢視這個問題如何去到終審法院，從而創造先例，為人權產業的成長提供更多氧氣。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文內分題及重點黑體為本報編輯所加）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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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顯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