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華堂肯構陶公業 無緣對面不相逢——香港「復常」與內地「爭客」的新舊問題

【明報文章】香港為了經濟復常，近期推出「夜繽紛」和吸引境外旅客的措施。同時，深圳和大灣區也在復常，各出奇招「爭客」。由於珠三角消費一般比香港便宜，加上人民幣疲弱，北上消費的港人不少；同期，南下的內地旅客也在增加，兩地可作正常的共存、搞活和競爭。不過兩地的融合和競爭，畢竟是複雜和多變的關係，過去與現在都有不同問題，不妨趁機理順一下，才更有利雙方和大局。

其實，兩地如何有機結合是一大系統工程，令我想起倫敦唐人街牌坊的上聯「華堂肯構陶公業」（陶公即古代善於經營的范蠡，又名陶朱公），意指生意和經濟要做出成績，必須像宏偉的華堂大廈，講求結構工程、樑柱互補。否則，即使香港與深圳及大灣區近在咫尺，也會像《水滸傳》所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故有今天標題。

（1）香港回歸後與珠三角關係

──簡略回顧香港回歸後與珠三角地區，經歷了兩個各有側重以至各走極端的階段。第一階段是「香港保守，吊高來賣」，浪費了很多時間和機會，未能趁香港仍實力雄厚的時候爭取主動；到今天時移勢易，已坐失良機和話語權。

其實，一批有心人（包括香港和內地人士）早在1995年已提出「十大計劃」，並把計劃分別呈交香港和內地政府。港英政府「棚尾拉箱」，自然愛理不理，但第一、二屆特區政府無論在候任或在任期間，對這些計劃不大關心。例如建議回歸後即24小時通關（惟這措施到2003年1月27日才在皇崗口岸實行）；又如興建西部通道和鐵路接駁香港貨櫃碼頭，但一切拖慢，深圳灣大橋到2007年才通車；又如由1983年已提出的港珠澳大橋，又出現「雙Y」和「單Y」之爭，最後排除了接駁深圳的計劃……凡此種種，詳見《珠江三角洲發展與港澳之融合》（2014年城市大學出版社）中〈困難的融合〉一文。

──第二階段是珠三角經濟起飛後，有些內地官員認為「香港已無東西可學」，「也無什麼需要依靠」，可另起爐灶。他們有這種心態，因他們認為「香港過去趾高氣揚，如今可以吐氣揚眉的自豪」。但其實這也是功利主義和「翹尾巴」的心理作祟，以為自己的基礎已經穩固，殊不知也是浮光掠影。

到了後來的「九加二」（南方九省加港澳）和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也是以內地為重心。有官員還說，若香港能配合內地，才「受埋你玩」。

──我從1980年代到香港回歸後，在香港與內地融合的過程中也有某層次的參與，耳聞目睹上述內容，對於香港和內地官員在不同時期的上述心態及傾向都不以為然。可是，這些互不諒解的過程卻無法縮短。到了今天，即使兩地已有中央主導的合作規劃，惟仍要努力打破貌合神離的感覺。這不是挑撥離間，而是很多圈中人實質感覺但不敢直言的問題。所以與其閃縮迴避，不如認真解決。

（2）造成各種矛盾和距離的原因

一、政治文化的差異。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更多是各自理解不同和如何處理的問題。

──香港回歸初期，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期望甚殷，提出很多規劃；但從香港角度看，必須認真研究，不能操之過急。那時候粵港合作小組由兩地高官領軍，惟廣東官員認為香港官員「來去匆匆，兩袖如風」；廣東官員拿着一疊疊文件，香港官員則輕裝與會，認為「香港不重視與內地合作」。

其實香港着重審慎研究的過程，也重視程序公義，還有必要的諮詢公眾過程，這些都不是內地官員重點考慮的。內地認為行政機關決定即可，「香港唱慢板，只是自高身價」。這種思維，也是經常出現「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原因。

──有些矛盾是兩地價值觀不同所致。例如深圳曾建議它的東部「黃金海岸」與香港西貢郊野公園海域開發海上旅遊；香港則認為那是世界少有的海岸線文化遺產，不宜過度開發。結果深圳氣了，自行開發東部華僑城等設施，並認為「香港高傲」。

──有些因制度不同所致。例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和澳門特首何厚鏵同時訪京，後者很快就答應澳門捐出巨款，但曾蔭權知道回港後必須經立法會審批。這「一快一慢」，又形成內地官員對香港「另眼相看」。

──還有一些特殊例子，當香港與廣東和珠三角地方政府發生矛盾時，有港府成員和建制派智囊建議：「有事找阿爺（中央）就可以解決了。」後來這逐漸成為慣例，因當時北京從國際層面考慮，一般會傾向香港的利益，但這就令內地地方政府不悅，知道上述意見後認為「香港用中央壓地方」，更增加對港的不滿。

二、利益和政績衝突的差異。

──內地官場經歷不同時期的變化，已形成「各求政績，不理其他」的文化；倘政績得不到上級讚賞，到了年限就「原地踏步」或下台。這種加強考核、督促和推動工作的制度，有其好處。例如深圳認為香港「拖慢在河套區高科技合作」後，自行開發科技園區，並推行「孵化計劃」，很快就把高科技產值提升到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四成，但這慢慢又出現急功近利的問題。深圳後來私下策劃「總部計劃」，即爭奪更多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從香港轉移到深圳，這又脫離了中國整體大環境。

──上述講求地方成績、建基於自己的局部、作為升官橋樑的思維，很容易把香港與內地「求同存異」的原意變成「因異掩同」，或因小異而影響共存。尤其是中央近年改變治港政策和部署後，導致廣東和其他地方政府調整各自規劃。內地有官員認為，香港如今只剩下金融和地緣及國際政治的作用，其他領域已時不我與；加上「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不斷加劇」，重要的任務和某些市場份額可能交由其他地方承擔。近期大灣區與香港復常「爭客」，也是一例。不重視香港的根基內蘊，各自「搶食」和侵蝕香港的沉實潛質，正是潛而未現的問題所在。

──近年內地對港的主導力量愈來愈強，以致香港的決策和「兩制」角色愈來愈弱。所以，香港和治港官員不妨鑑往知來，深入研究香港與內地融合和競爭的利弊，才能「華堂肯構陶公業」，造福大局，也不至令香港與內地「無緣對面不相逢」，更不會使昔日促進兩地融和的姻緣變成孽緣。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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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