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樂雄：普里戈任「兵諫」和毁滅的啟示

【明報文章】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對被清算的俄國人士，有一份長長的名單，而以「兵諫」名義發動叛亂又半途而止的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能否倖免？正當人們疑惑之際，普里戈任和他的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骨幹成員在毫無防範中被「一鍋端」（全部消滅），為「兵諫」付出了必需的代價。

無論普里戈任一伙乘坐的飛機是導彈擊落，還是被暗置的炸彈摧毁，這個事件把俄羅斯政治文化的殘酷性，向世界展示得淋漓盡致。俄國人是扛着中世紀腦袋來21世紀玩政治，不論對內部的瓦格納，還是對外部的烏克蘭。

古老權謀遊戲 摧毁現代社會契約精神

這是一個把古代政治權術應用到極致的經典案例，整個過程貫穿着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an）的智謀。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斡旋、普京的承諾、撤銷對普里戈任的刑事立案、在克里姆林宮接見瓦格納領導層親切座談、具體協商瓦格納善後3條出路、任普里戈任自由來去國內國外等。事後看，一系列假動作竟做得像真的一樣！把狡黠的普里戈任忽悠得毫無戒心地帶着瓦格納高層擠在一架飛機上。不用懷疑，這絕對是大師級的權謀運作。

我們離古代社會並非很遙遠，君主和叛臣的遊戲，穿越時空仍在繼續。在「兩普」對手戲中，古老的遊戲規則徹底摧毁了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因為君主的權威、尊嚴是不容侵犯的，它們是秩序、體制、權力的基石，而為臣的發動「清君側」兵變，不僅以武力脅迫君主服從自己的意志，也等於宣布君主是個「昏君」。

因此，作為臣子的普里戈任戰功再大，再怎麼出於「忠誠」動機，都是死罪。個人獨裁體制下，至高無上的權力付不起「清君側」的代價。古代社會付不起，今天的俄羅斯也付不起。

也有例外，一代梟雄曹操的做法就與眾不同——官渡之戰大獲全勝後，曹操繳獲了一批部下文臣武將與袁紹暗通款曲的信札，曹操看都不看，當眾一把火燒掉，部下恐懼之心頓消，從此感恩戴德、願效死力。曹操的做法世所罕見，唯雄才大略之人主才有如此氣魄和膽略，可惜「普大廚」遇到的不是曹阿瞞。

元末大將孛羅帖木兒的遭遇，同普里戈任有些相似。前者入居庸關大破太子軍後進京，在宣文閣接受元順帝召見，泣訴冤情，順帝亦落淚並賜宴，拜中書左丞相；一年後被元順帝設計刺殺。孛羅帖木兒和普里戈任，都是歷史上罕見的沒有謀逆篡位之心、純粹的「兵諫」，但也不得善終，可見王朝性質的政治鐵律多麼冷酷。

普京有得有失

普里戈任本質上是個商人，瓦格納是私營公司，現代商業運作的前提是契約精神，信譽是商業的生命。他年輕時開始經商，幾十年被契約精神浸染薰陶，其思維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基於商業的契約精神支配，把政治對手當成商業對手。這恐怕是他不諳權謀、面臨滅頂卻毫無察覺的原因。

普京有得有失——雪恥報復得到了滿足，一定程度上震懾了潛在的圖謀不軌者；然而代價之大也是顯而易見的。畢竟殺的是在無數俄人心中的國家英雄，毁掉的是勇冠三軍、舉世聞名的部隊和指揮官，加劇了國家內部分裂和前線軍心動搖，尤其在當下對烏克蘭戰局不利的情况下；甚至在教唆未來的「反賊」們，以後叛亂要直搗黃龍，切莫學普里戈任半途而廢。

多數長反骨之臣，人主都是在勝券到手、大局已定後才加以翦除，如漢高祖之於韓信、明太祖之於藍玉。勝負未定之時即在內部大開殺戒，多半是自取敗亡，比如洪秀全誅殺楊秀清，成為太平天國由盛變衰的轉折點；明末崇禎帝誤將唯一能戰的功臣袁崇煥當叛賊殺了，加速了明朝崩潰。

普京敢於外戰勁敵烏克蘭，內戰功臣加叛臣的普里戈任，似乎對應付後面一連串多米諾骨牌自信得很。但是，旁觀者會揑把汗。原計劃一周左右結束的戰爭拖了一年半，打成今天難看的模樣，從轉嫁內部矛盾而發動外戰，演變成外戰引發內戰，導致瓦格納「兵諫」差點攻佔莫斯科的內訌。這種「迴旋鏢」式反噬自身的政治操作，已接近隋煬帝征高麗引發楊玄感窩裏反的水平。

非所有外部威脅都可激發內部團結

瓦格納兵變或許證明了一個社會衝突原理——不是所有的外部威脅都能夠激發內部團結。當內部有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威脅，同時是自己的機會」時，外部威脅會導致內部分裂。即當普里戈任認為戰爭失敗僅對普京不利，而對自己有利時，才會在戰况危急關頭，不顧大局發動「兵諫」。瓦格納「兵諫」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對外戰爭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轉嫁內部危機的，一旦廟算失誤，將觸發內部矛盾，產生意想不到的危機疊加效應。

作者是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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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樂雄]